在澳門這個不斷變化的土地上，我們總是在說再見。告別閉店的小店食肆，告別傾頹的舊樓，告別再也看不到的風景，告別終究沒那麼必要的法律。其實，顯而易見，小店食肆閉店，舊樓夷為平地，風景消失，都是讓位於拔地而起的水泥大廈和愈演愈烈的貪婪。一切只是時間問題。但即使是時間這個偉大的雕塑家，也能攪亂我們的命運。在這恆常的變化中，有時我們似乎在倒退。我們確實在倒退。
讓我們回到1932年2月17日，星期三。「每日晨報（週一不出刊）」《澳門之聲》的頭版頭條被俄國局勢佔據（「文明的建立不是瞬間的事，只能靠一個人或一個政黨的意志」）；然後，還刊登了一則聳人聽聞的消息（「性別也許可以改變！奧地利科學家、著名腺體專科醫生 Eugenio Steinach 博士幾可保證」）；最後，蝸居在版面右下角的，是一篇簡單的題為《澳門》的文章。
開篇寫道：「多年前我見過你，澳門，而今我已認不出你！」
如果你和我一樣，可能會本能地將目光轉向文末的作者署名——神秘而又恰如其分的，「你的一位朋友」。不是我們的朋友，而是澳門的朋友。不過，只要繼續讀下去，任何懷疑都會煙消雲散。「記住你，就是記住你失去的魅力，就是為你的飛速發展所帶來的景象而感到悲傷！」
如果你和我一樣，可能還會重新看一下出版的日期，確定自己沒有弄錯時間。對，確實是1932年2月17日。
「我見過的你，浪漫、誘人、慵懶；我見過的你，純潔、天真；我見過的你，無比神秘。而今天，我眼前的你，現實、活躍、喧鬧，成了東方大都市的縮影。」
這位「朋友」——我們已經認同了他的自稱——喚起了已經只存在於他記憶中的場景。「你蜿蜒曲折的街巷，每個拐角處都有一個面蓄長髯、頭戴寬簷帽的警察團士兵；你高大的『人力車』遍塗紅漆，鐵輪飛轉；廣場上的綠色小椅和私人的白色椅相互交錯，並沒有打破街道的和諧；不時，三個穿著華麗銀邊制服的『苦力』拉著一輛人力車經過，響起車鈴聲陣陣；古老的叫賣聲，總令我昏昏欲睡；華人男人扎著小辮，像長長的葫蘆；幾乎從不出門的上流社會華人女子，神秘優雅；低矮的房屋樸實無華，隨意散落在各處；私宅和俱樂部裡接連不斷的舞會、宴會和社交聚會；你的人民的富有；我們所享受的坦率和友好的生活，這一切都已經死去，都屈服於進步，屈服於你的發展。」
在1932年，作者眼前的城市失去了曾經的純真，拋開了前一世，擁抱了新一生，充滿未知，毫不後悔，忘記了過去的一切。給人的感覺是無序，是迷茫。時間偏離了軌道。「街道上擾攘不息，汽車喇叭嘈雜無比，再也聽不到鳥的歌聲；牠們在屋簷下的棲身之所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鋼筋水泥。多少个美麗的午後，曾在黑沙海灘甜蜜的歡愉中度過；多少次在加思欄花園舉行歡樂的聚會，警察樂隊演奏美妙旋律；還有著名的十一點鐘彌撒，部隊全員參加，還有樂隊演奏；這一切都死了，一切都消失了。」
靠在椅子上，飛快地掃視《澳門之聲》的頭版，就能意識到，這期報紙的文章有一個共同的主題：世界在變化。取決於人的不同喜好，這變化並不總是好的。有些人已經準備好迎接令人眼花繚亂的飛躍式進步，而另一些人則對那些可能過於自以為是的承諾保持警惕。小小的澳門也沒能逃過加速的總動員，而發展的代價已經顯現。「今天，你既不是你過去的模樣，也不是他們希望你成為的模樣！你正處於新舊衝突的過渡期。我多麼懷念、多麼渴望回到你甜蜜的過去！」
這樣的遺憾在澳門司空見慣，直到最近才從公共空間、公眾輿論和出版物中消失。漠不關心的態度佔據了上風，即使那些曾經堅稱這塊土地屬於他們而非任何人、誓死要愛護這裏的人，也是如此。一切都在死去，在屈服，就像1930年代澳門的朋友所描述的那樣，澳門的人民仍然沉默。「很快我就會離開你，如果我再回來，我不想看到任何一塊會讓我想起這個我愛過的、再也回不來的地方的石頭，」1932年2月17日那個星期三，「你的一位朋友」寫道。這是為愛心碎的聲音。澳門，記得有句話叫「有這樣的朋友（當然是壞的那種），誰還需要敵人？」雖然乍一看似乎不像，但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真的是好朋友中的一員。
這篇文章獻給3月17日仙逝、享年105歲的Aida de Jesus。她是最後一批能說流利土生話的人之一，人們親切地叫她Dona Aida。她一手創辦了利多餐室，被譽為「土生美食教母」。百年人生，Dona Aida見證了澳門的歷史變遷，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她，總是面帶微笑，歡迎來到利多餐室的賓客，最喜歡在餐室中閱讀澳門的報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