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冒險進入中國從事貿易時，英國人不可避免地在中國人面前呈現出外國人和商人的雙重身份劣勢。」這一觀點出自於《東印度公司章程分析》（1826年），作者是在1829年至1836年間任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秘書的Peter Auber。他的這個觀點也許失之於措辭準確，「外國人」乃至「商人」的身份並不只是一種「劣勢」，而是會招致中國人不折不扣的憎惡。
這種憎惡是由儒家看待世界的方式決定的。儒家思想將不同職業按照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分成了「士農工商」的高低貴賤次序。商人由於天性貪婪、容易引發潛在的社會不安，被視為最低賤的階層。若是這些商人來自海盜和走私犯橫行的海上，就更是如此了。
西方人起初對中國文明很癡迷，但後來姿態越來越強硬。18世紀開始，來到中國的西方人普遍態度傲慢，似乎認為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和物都能用金錢購買。
在葡文文獻中，方濟各會士若瑟•馬利亞留下了關於廣州集市交易的詳細描述，呼應了儒家的輕商思想。
輕鬆逐利的渴望使壞人傾向於從事貿易。「既然人性總是趨向於邪惡，那麼它就會越來越被罪惡的致命毒藥所腐蝕，不配得到精神和世俗的幸福；那些人的未來，除了完全墮落，還有什麼可能性？」若瑟•馬利亞質疑道。
廣州是最受「番鬼佬」追捧的港口。每年9月至次年3月的集市季，他們集中逗留在郊區的河邊。清廷將對外貿易鎖定在十三間特許經營進出口貿易的洋貨行——廣州十三行。在那裡，茶葉、絲綢等貨物被稱量、包裝，出口到歐洲。
貿易天平的另一邊是「天朝上國」，地大物博，自給自足，對外來者奉上的大部分產品持可有可無的態度。正如葡人史學家波卡羅所言，早在17世紀，「就算只有中國的自由貿易，也已足夠了，因為東方的物產足可滿足全世界的需要。」
但總有例外，例如鴉片。外國商人運送大批鴉片從中國沿海登陸，很快使無數中國人染上毒癮，供不應求。
在中國，人們認為西方人販賣鴉片是精心策劃的陰謀詭計，目的是擊破清朝的士氣，煽動社會問題。中西之間的兩次戰爭均以之為名。無論是否是陰謀詭計，這都是鴉片氾濫的後果。
然而，撥開歷史的迷霧，有一個幾乎被遺忘的人物也許能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問題。這個人的存在挑戰了二元對立的普遍觀念，表明沒有什麼是黑白分明、好壞絕對、非此即彼的。
在被港口貿易吸引到中國的所有「番鬼」中，赫德可能是唯一一個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的人。據說他是清朝最具影響力的西方人。
1854年，19歲的愛爾蘭青年赫德在香港登陸。憑藉出眾的語言能力，他獲得了英國駐香港領事部門的職位，先是被調到寧波，然後到了廣州。他沉浸在當地環境中，很快掌握了中國語言和文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忙於鎮壓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這是19世紀最血腥的衝突，造成了近3000萬人死亡，對清帝國的生存構成了嚴重威脅。虛弱的清廷付出慘重代價，才鎮壓了此次運動。
清政府被迫開放港口和給予西方列強貿易特權，這意味著海關總署的領導職位幾乎全部由外國人把持。赫德就是其中一位，但他努力不讓自己像同儕一樣。
來到中國不到十年，他就擔任了海關總稅務司，是當時清廷最顯赫的職位之一。
在上任後不久分發給屬下的一份備忘錄中，赫德表示：「必須時刻牢記，海關是中國衙門，而非外國機關。既然如此，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圍繞中國的利益開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國，或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這與他的前任（和繼任者）以及大多數在華外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與赫德同時代的海關專員杜德維曾寫道，「賄賂或騷擾買辦在外國商人中相當普遍。買辦發財的同時，國家卻越來越窮，因為並未收到應得的關稅。士氣低落的現像很普遍，政府也似乎束手無策。」
在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48年中，赫德將海關變成了高效的稅收機器，規模擴大了兩倍，關稅收入佔國庫收入的八成，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至關重要。赫德因此能夠為中國的郵政、鐵路、氣象和航海領域奠定基礎，建造了一個由六十多個燈塔組成的網絡。在北京，他被清廷稱為「我們的赫德」，絕非偶然。
職責所在，赫德還會與葡國人和澳門打交道。由於擔心葡萄牙政府衰落後澳門會落入其他虎視眈眈的國家手中，他甚至試圖為清朝收回澳門。
在這半個世紀中，赫德寫下了很多文字。他將經歷的一切都記錄在了70多卷中英文日記中。
在赫德的記錄中，我們不僅能窺見到慾望對他的折磨，和他試圖壓抑無果的沮喪（他有多個小妾和私生子），也能看到他如何看待自己身處其中的歷史。
1867年，赫德寫道：「英國人恰恰是中國人必須最厭惡、最仇恨和最想報復的那種人。我們這些英國人把中國人拖進了兩場戰爭，燒毀了他們的華麗宮殿，自己卻厚顏高談闊論人性。」
正如日記所顯示的那樣，赫德是一個人，有血有肉的人。而他的一大優點在與，他意識到，一國的利益也可以是另一國的利益，一個更加開放、自由、擁抱貿易的世界並不意味著戰爭與衝突。願孔夫子原諒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