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如何征服海洋就成為擺在所有人──從船長、水手到科學家和皇帝們──面前的難題。遠洋航行的關鍵之一就是定位，在茫茫海上確定自己所在方位，需要知道經度和緯度。根據白晝長短、太陽或恆星距海平線高度，不難測算出相對精確的緯度數據，但如何測量不斷變化的經線？而若缺乏確定經度的有效手段，船隻就很容易在海上迷失方向。因此，歐洲各國君主紛紛開出重金懸賞，科學界知名大咖如牛頓、伽利略等人也紛紛出手，並將“經度問題”歸入“天文學”範疇，從天文、數學等領域尋找解決方案，不過，在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裡，一直未能取得突破。
十八世紀初，出身卑微的英國鐘錶匠（其實他原是個木匠）約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憑藉個人才識和努力獨闢蹊徑，嘗試從“計時”方向解決經度問題，但既無財力名氣，也沒有人脈關係的哈里森，卻要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當時的“主流”方案仍是以天文學為基礎的“月距定位法”，從官方到科學界都寄以厚望，即便此法操作繁瑣、費時失事，而且在精確度方面明顯低於哈里森的方案。那麼，最後“計時法”是如何跑出的呢？非虛構作品《經度：一個孤獨天才解決他所處時代最大難題的真實故事》（Longitude：The True Story of a Lone Genius Who Solved the Greatest Scientific Problem of His Time，Dava Sobel著，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便是作者索貝爾憑藉引人入勝的講故事技巧，將這段不算廣為人知卻影響深遠的歷史娓娓道來，出版之後，不但獲獎無數，更被改編成各種影視作品。
對我來說，這個故事的最吸引之處，便是故事裡的歷史發展邏輯：科技創新，最需要自由包容的社會環境（即便“月距法”是主流，但當時從官方到民間也沒有拒絕排斥哈里森的“時計法”）、務實摒虛的時代風氣（在船上親眼見證“時計法”效用的海軍軍官和士兵們冒著丟官棄職的風險也願意挺身而出為哈里森作證），以及有視野遠見的領導人（若無英王直接干預，哈里森背負的誤解和屈辱或許沒那麼容易被洗清）。雖然微觀的歷史中經常充滿各種迷障和陷阱，而時代的腳步看起來似乎也總在蹣跚而行甚至倒退，但宏觀尺度的歷史卻總是公正而明確的：大英帝國能從混亂的大航海時代跑出，並延續數百年海疆霸業，正因它在關鍵十字路口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讀這本書，很難不令人想起中國錯過的歷史機遇：從北宋時期設計出最早的天文鐘“水運儀象台”的蘇頌，到鍾愛西洋鐘錶卻從未想過將之運用在國家科技創新的乾隆皇帝……鑑古知今，再來反思今天同樣面對科技、經濟乃至制度創新挑戰的我們，難道沒有值得從中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