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20世紀澳門歷史變遷
譯 Daisy Wong
它是澳門第一間安裝升降機電梯的大樓，亦是「整個葡萄牙海外領地最高的建築物」。據占士邦的創造者、英國作家伊恩費林明（Ian Fleming）所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賭博和縱慾之地」。最近，在關閉修復數年後，新中央酒店（曾用名總統酒店、中央大酒店及中央酒店）重新開業。在這裏，整個20世紀的澳門歷史徐徐展開。
遙想當年，工程師們在徵用土地、拆毀舊樓、規劃蜿蜒小巷、削平山丘以及建造一條橫貫澳門市中心的大道（連接南灣和內港，從基督教區到中國集市）的時候，都進行了細緻的測算。但他們沒有想到，在破壞澳門這座「天主聖名之城」的城市肌理的同時，也擾攘了某種奇異生物，令其從沉睡中驚醒。
他們本應認真考慮一下的。Jaime do Inso在1941年出版的《澳門生活的場景》(Cenas da Vida de Macau）一書中寫道，「在中國神話傳統中，世界上有很多『龍』，這些居於地下或水底的神獸喜怒無常，對凡人產生或有益或可怕的影響。」
因此，謹慎起見，「不應該做任何事情來打擾沉睡的巨龍，不應該不先諮詢風水師或水神和風神就毫無顧忌地開挖山丘河谷——就像西方的工程惡魔所做的那樣，他們在黃土地上大不敬地使用邪惡的工具和儀器大興土木，這是蛟龍最無法容忍的舉動，它們在事後一定會把怒火發洩到鑽井附近可憐的中國人身上。」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在歷時10年、1918年竣工的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穿過澳門從前的中心地帶——「龍嵩正街」）的建設過程中，是否打擾到了這種神話中的生物，從而引發了此後一連串的巨變和悲劇，在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1937-1945年）期間達到了頂峰。龍嵩正街這條主幹道是新馬路和大馬路交通大動脈的延伸，澳門總督卻對此無動於衷，1913年，他批准徵用（並隨後拆除）130棟房屋。
不過，也許蛟龍並沒有大為不悅；畢竟，新馬路也孕育了澳門最重要的商業區，繁榮景象一直持續至今。當年，新中央酒店就坐落在新馬路的正中央，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景觀。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通往天台花園的升降機
就像澳門的歷史分為新馬路之前和之後一樣，在這個故事中，新中央酒店所在的大樓曾是另一間酒店，名為總統酒店（與澳門現存的同名酒店無關）。
這段歷史要追溯到 20 世紀 20 年代：「世界見證了頗多非凡現象，譬如電影興起、海灘被發現、海報女郎流行，以及報章對差異和距離的過度簡化，」記者Luís Andrade de Sá在1989年出版的《行李中的歷史：澳門老酒店編年史》(A História na Bagagem)中寫道。「這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十年，新奇的音樂節奏、令人目眩的飛機，都讓人感受到變化發生的速度之快。」
雖然澳門處於飛速發展的香港的陰影之下，旅遊業剛剛起步，亦沒有任何規劃或結構，但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並沒有將這裡遺漏。1928年，「這一年將成為酒店革命之年載入澳門史冊，利為旅酒店（位於大西洋銀行對面街角，現中國銀行所在地）及總統酒店相繼開業」，都聲稱自己是「遠東最佳酒店」或「無可比擬的世界最佳酒店」。
總統酒店於當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開業。時任澳門總督巴波沙主持了典禮，揭曉80間客房和10間酒廊。「這開創了酒店業的新紀元，」 Luís Andrade de Sá表示，「這是第一次有類似規模的建築專門用作酒店。」澳門自此擁有了第一座摩天大樓。
「那一天，在這裡，澳門第一套電動升降機系統閃亮登場，一分鐘之內就能將住客從入口處送至天台花園，欣賞壯麗而空曠的景色。」有傳言說，當時人們爭相試用這個現代化設施。「但酒店給公眾帶來的最大驚喜無疑是它的戲院——總統酒店映畫場，可容納四百人。」
從總統酒店到中央大酒店
儘管總統酒店的新設施令人印象深刻，但它的壽命並不長。1930年底，酒店易主，更名為中央大酒店。
位於六樓的濠興娛樂場是酒店的新亮點，每晚都有精彩的娛樂活動。Andrade de Sá寫道：「濠興舞廳是城中最大的舞廳，有私人爵士樂、娛樂和桌球。與之相比，利為旅酒店的茶舞還未推出，兩間酒店的不同之處恰恰在於大量女性集中在中央大酒店的舞廳。」除了「私人舞女」，還有「來自福隆新街的名姝佳麗，她們之間的關係並不融洽，經常因為爭奪客人而大打出手」。隨著暴力的出現，警察的檢查也變得頻繁起來。
《行李中的歷史》寫道，「時有客人被搶劫的案件發生（有時是酒店員工作案），海盜還多次引爆炸彈，企圖敲詐源源公司（具有博彩專營權，在酒店經營番攤），聲稱酒店客房裡有賭博行為。」
當時，海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不局限於澳門和香港之間繁忙的水域。幫派團夥在澳門的煙館和賭廳遊蕩，時刻謀劃下一場騙局。中央大酒店等發展項目成為吸引犯罪分子的中心，不斷受到威脅。先是收到恐嚇信，要求收取保護費；然後是炸彈，威脅如不能滿足要求就要引爆。
「黑色」澳門——罪惡和暴徒的巢穴——這個形象傳遍了全世界。1932年 9月，本地報紙《澳門之聲》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罪惡的麻風病」的文章，其中包括「被詛咒的賭博」，「賭博的惡源」，指控賭博破壞家庭，無數人深受其害，卻往往被「沉默的保護罩」所掩蓋。1925年，《祖國報》在4月25日的頭版上詰問：「澳門，是否真如世人所言，是罪惡之城？」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但對某些人來說，現實往往難以接受。
當戰爭來敲門
澳門的幾間新酒店沒過多久就開始衰敗，就連首部升降機亦未能倖免。在樓高六層的總統酒店，升降機剛亮相時可以在一分鐘內「垂直上升」，但幾年後，Luís Andrade de Sá提及，升降機故障頻頻。敲詐和炸彈威脅更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澳門之聲》對升降機井道的運行狀況發出警告，描述了一群乘客沒有因為升降機「突如其來的故障」而摔倒在地時表現出的「幸福感」。
然而，澳門最大的動蕩卻並非突如其來，而是由1937年年中開始，隨著日本侵華戰爭逐漸逼近。
然而，在此之前，澳門的另一場重大變革已經悄然發生。
那年 5月，泰興公司的長期統治開始了。自此直到 1961年的四分之一個世紀，泰興公司一直專營華人賭客最喜愛的「番攤」遊戲。這期間，中央酒店（新業主傅德蔭和高可寧將其更名為中央酒店）繼續佔據中心位置，樓高從六層增至九層。
然而，隱憂正在醞釀之中。Jorge Godinho在《澳門賭場》(Os Casinos de Macau)一書中寫道：「第二次中日戰爭於1937年7月7日——即泰興合約簽訂兩個月之後——全名爆發。」
1937年10月18日，時任葡萄牙殖民地部長的馬揸度致信部長會議主席兼外交部長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表達了「對澳門財政狀況的擔心和憂慮，以及面對中日衝突時，殖民地政治方面的其他問題」。馬揸度解釋，「成百上千的中國和葡萄牙難民經由廣州和上海湧入澳門，幾乎所有難民的處境都岌岌可危，澳葡政府不得不為他們提供生活保障，這導致了大量不可預見的開支」。
馬揸度警告說，「不安」正籠罩著澳門，並強調賭客因此遠離白鴿票和賭場，影響到了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難民潮已經開始，並將不斷擴大。在很短的時間內，澳門的人口翻了一番。
在關閘的另一邊，日本人正在狂飆突進。1937年9月，《澳門之聲》以「上海的中日衝突」為題，報導了日本戰機發動的襲擊，以及日軍的「所有前線」如何「大大推進」。日本侵略者向南推進，直逼中國的主要貿易城市廣州。
在澳門，人們感受到日益臨近的衝突和愈發明顯的威脅。第100任澳門總督史伯泰在1952年的一份報告中回顧總結道，自那時起，戰爭「極大地影響了澳門公共事務的進程」。
1938年10月，日軍最終佔領廣州，控制華南。隨著鄰近的中山被佔領，澳門的困境變成了每日的掙扎。
「一無所缺的土地」
1941年12月8日，震驚美國的珍珠港事件之後不到24小時，日軍大舉入侵香港，以阻止戰略物資運往中國。12月12日，日軍佔領了新界和九龍半島。六天后，他們到達了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島。聖誕節當天，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宣佈向「旭日之國」投降。
對澳門來說，後果立刻顯現出來。在接下來的四年，澳門與世界隔絕，這塊狹小的領土上衝突肆虐，雖勉力保持中立卻絕非平靜安寧。
澳門的模棱兩可、深刻矛盾和鮮明對比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來。作為成千上萬難民的庇護所，這裡充斥著陰謀、合作和反抗。生存。要麼全有，要麼全無。一些人透過買賣稀缺商品獲利，另一些人則餓死街頭。吃人慘劇和奢華宴會同時上演。
由於妥協中立，澳門大門敞開，成為走私者和投機者的天堂。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參與到貿易中，在澳門或關閘另一邊倒賣收益豐厚的商品，同時維持大陸抵抗日軍侵略的勢頭。因為一旦戰爭結束，就到了清算一切罪行的時候——當時，光天化日之下當街殺人的事件屢見不鮮。
「因此，澳門充斥著金錢和財富，這塊土地一無所缺，甚至不缺賣身淘金的美女，吹噓著奢靡的享樂生活。而這無疑是對人性的侮辱。人類正飽受著毫無節制的戰爭的摧殘，在瘋狂魔幻的世界裡遭受著殘暴的折磨，」António de Andrade e Silva)在他的著作《戰爭期間在澳門》(Eu Estive em Macau Durante a Guerra)中回憶道。這本寫於 1946年的書出版於1991年。
極盡奢侈的晚宴未曾中斷過，魚翅湯或燕窩等美味佳餚亦必不可少。逃離香港的菲律賓樂手組成了管弦樂隊，在宴會上夜夜笙歌，最好的法國葡萄酒應有盡有。
「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有盛大的宴會，」何鴻燊後來回憶道。他是那些能夠抓住戰爭所帶來的機遇的人之一。也許這位未來的賭王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人們亟需「幸運」。
中央酒店的「波希米亞之夜」與餓殍
如果中央酒店有一本聲名狼藉的住客名單，那一定寫滿了日本人的名字。軍方和特工們來到實質上被非正式佔領的澳門，聚集在中央酒店。
澳門港務局局長施利華(António de Andrade e Silva)這樣描述被戰亂包圍的澳門日常：「像往常一樣，視澳門為總部和旅遊勝地的日本人在中央酒店過夜，享受殖民地在這個悲劇時刻所能提供的一切樂趣——中國美食、美酒、賭博和女人……」。在這座城市裡，日本人感到「賓至如歸，盡情享受中立之地人民的寵溺，因他們要仰仗日軍才能獲得生活必需品……以鮮血的代價」。
中央酒店的「波希米亞之夜」以豐盛的晚宴開始，伴隨著「禮貌而持久的祝酒辭」。客人酒足飯飽之後，「經常在舞廳發生激烈衝突，而後手持槍械，可笑地強裝英勇，跌跌撞撞地離開酒店。他們會醉醺醺地遊蕩在大街上，不省人事，這對在酒店門口等待施捨並被驅趕的饑民來說，是一種可怕的對比。」施利華說。「有一次的場景將人類的悲慘和饑餓暴露無遺：兩個餓得皮包骨頭的男孩在人行道上等待施捨，他們瘋狂地撲向令人反胃的嘔吐物，雙手撐地靠近，像流浪犬一樣吞下散發著酒精味、半消化的食物殘渣。」
這種墮落似乎沒有止境。歷史學家文德泉(Padre Manuel Teixeira)認為，在戰爭期間，中央酒店曾「購買兒童」，養肥后「烹飪並供應給顧客」。據時任澳門總督戴思樂(Gabriel Teixeira)稱，戰爭第一年，澳門就有 27,000 人死亡。而在此前的十年間，每年的死亡人數在3,000至4,000人之間波動。
當時管理澳門衛生局的Alexandre Gomes dos Santos醫生在1946年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每天早晨，員警甚至市民都會要求中央醫療中心移走在天橋下發現的幾十具餓殍，都是夜晚露宿街頭的中國難民。」
罪行與團夥
但生活總得繼續。在澳門，這意味著賭博不能停。有人賭命運會改變。
中央大酒店的發牌員忙到喘不過氣，而犯罪團夥也在混亂中不斷壯大，在澳門最受歡迎的酒店找到了令人垂涎的財源。
據《澳門之聲》報導，1939年聖誕節前夕，中央酒店成為「恐怖炸彈襲擊」的目標，「當時全場客滿，客人來自香港和廣東多地」。慌亂中，「數百人逃離」，「多人受傷」。中央酒店老闆傅德蔭當時就在酒店內。
這位澳門首富（和他的酒店）一直是匪幫最喜歡的目標。1946年，他被綁架長達幾個月，甚至被綁匪割去耳朵一隻。這是當時最轟動的事件之一，據說與涉嫌勾結黑幫的葡萄牙人民黨領導人有關。
這些都是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在衝突結束後澳門試圖恢復正常的過程中，代價顯現出來。Luís Andrade de Sá寫道：「酒店的大型管弦樂隊被本地樂隊取代，但舞廳的觀眾並沒有因此減少。」音樂不同，但精神不變。
1949年10月，《澳門消息日報》報導稱，「曾充斥著罪惡的澳門」「現在是遠東最乾淨的城市」，「正在走向全面復興」。這是《華盛頓時報—先驅報》的一名外國記者得出的結論，他說，「戰前，關於澳門這個開放城市的故事比比皆是，關於大煙館、賭博地獄和危險街區」。相反，「今天，葡萄牙政府對鴉片吸食者發起了持續不斷的掃清行動，搗毀了賭場，並迫使走私貿易變得更加隱蔽。」
至於中央酒店，《華盛頓時報—先驅報》言之鑿鑿，「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座大樓的大廳自由漫步，即使是週六週日，賭客人數也不會超過員工」。沒有什麼可怕的。「今天的澳門是整個遠東地區最乾淨、最安靜、最棒的城市。碎石鋪就的街道蜿蜒曲折，日夜都有巡邏員警和配備步槍、手槍和手持機槍的軍隊把守。三份葡文報紙受到審查。勞工協會不受歡迎。葡萄牙人的力量令人生畏。澳門比鄰近的香港更低風險。」
「世界上最大的『惡名之家』」
在20世紀40年代和隨後的10年中，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後，中央酒店都是這座城市的中心。它的繁榮有時依賴於日佔大陸時期與日本人的貿易，有時則依賴於戰後向紅色中國走私。
戰後，時代可能變了，但澳門最大的酒店仍保持著它的聲譽。畢竟，這座城市曾「因建造整個中國海岸線上第一座燈塔而聞名」，因「大三巴牌坊這壯觀廢墟而聞名，最後，還以世界上最大的「惡名之家」而聞名」；占士邦的創作者伊恩費林明這樣向世人介紹「世界上最大的賭博和縱慾之地」——中央酒店。
費林明於1959年到訪澳門，當時他正在撰寫將1963年出版的旅遊書《驚異之城》(Thrilling Cities)。
在描寫澳門的章節中，中央酒店是主角，只是被「東方黃金大王」、「神秘的澳門綠邨別墅主人羅保博士」的光芒所掩蓋。費林明感到這酒店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一個驚悚小說家內心的蓋革計數管在瘋狂工作」。
「這不完全是一間酒店。它是一座九層的摩天大樓，是澳門迄今為止最大的建築，專門用於展示所謂的人類之惡。它還有一個獨特之處：越往樓上走，女孩越漂亮、越昂貴，賭桌上的賭注也越高，音樂越動聽，」費林明寫道。
在地下層，澳門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華人勞工可以「選擇一個同階層的女孩，下幾分錢的賭注，放在一根魚竿上。魚竿穿過地板上的一個窿，通向下面的賭桌。那些腰纏萬貫的人則可以「爬過幾重天，直到六樓的人間天堂。再上面是客房。」
「六樓寬敞明亮，裝潢是那種偽現代風格，常見於曾經昂貴但已沒落的法國咖啡館。門廊對面是賭博地獄，我們是被擲骰聲和迷人的發牌員招攬過來的。在這裡，我們發現有人在玩番攤遊戲，還有一種叫做「骰寶」的相當複雜的骰子遊戲。我在傅滿洲博士流行的時代就讀過關於骰寶的書，當時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罪惡的遊戲，所以我徑直走向賭桌，換了100港元籌碼，然後穩穩地坐在了那張客人不多的桌子旁，就在發牌員旁邊。發牌員是一位杏眼女魔法師，身著綠色的服裝。在賭桌另一側籌碼架的旁邊，是一位同樣打扮的女孩，她舉止威嚴。她負責主持遊戲，而我右邊的女孩則進行必要的操作。」
這一晚（和遊戲）繼續進行。「我開心地輸掉了我的一百港元，享受著這種溫柔的儀式——對面那個威嚴的女孩一次也沒有猜錯過那堆籌碼中的中獎號碼。這太非同尋常了。聽到我禮貌的掌聲時，女孩只是微微一笑。」在見識了「精緻的海盜」之後，費林明繼續探訪其他罪惡。
下一站是舞廳了。「舞廳中央是光線充足的舞池，一個訓練有素的八人組合正在演奏出色但傳統的爵士樂。二三十名『女招待』坐在牆邊的陰影中。Dick和我在賓客稀少的舞廳裡找了張舒適的凳坐下，點了Gin and Tonic，又叫了兩個女招待。我的女主人叫嘉寶，『和電影明星同名』，他解釋道。」
夜色尚早，但「正如讀者所知道的那樣，它在雪花般灑落的20元鈔票和不朽愛情的抗議中體面地結束了。Dick和我在美德和喜悅的自滿中離開了華麗的中央酒店，向傅（德蔭）先生和他那樓高九層、備受詬病的惡名之家致以祝福」。
一個時代的終結
伊恩費林明並不知道，他揮別的實際上是中央酒店的黃金時代，也是澳門的一個時代——毫無疑問，這個時代曾經有過鼎盛時期。
《驚異之城》出版時，泰興的番攤專營權已經結束。1961年，一次公開招標將利潤豐厚的幸運博彩專營權授予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澳門的地平線上出現了新的主人。何鴻燊就是其中之一，成為澳門進入新時代的象征。
1962 年 3 月簽訂的專營權合同規定了「三項最低義務」，Jorge Godinho說。第一項是建造「模範賭場」，第二項是建造「豪華酒店」。由此可以推斷，「對未來賭場的要求顯然是出於對中央酒店營運的不滿。因為在政府看來，中央酒店根本不是值得效仿的典範。合同的措辭是為了顯著提高標準」。
在這片不斷變革的土地上，失去的多，創造的少，澳門的老酒店「或許仍有許多值得講述的故事」，Luís Andrade de Sá在唯一一本以此為題的書中思考道。「如果它們渴望成為從未成為過的模樣，或許就能倖存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