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書《女性、犯罪和法庭：1841-1941年的香港》中，Patricia O’Sullivan描繪了在殖民地香港的第一個世紀中，女性在法律面前受到的待遇。書中許多犯罪都涉及澳門，這或許不足為奇。但令人驚訝的一個發現是，曾有大量葡萄牙女性在香港的監獄系統中工作
以女性視角書寫香港、澳門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歷史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長期以來，世界歷史幾乎一直是男性書寫的男性歷史。在過去幾年中，作家Patricia O’Sullivan一直在研究香港的檔案，她認為a 理解法庭和法律如何對待婦女或許能令我們一窺當年的真實歷史。確實如此。《女性、犯罪和法庭：1841-1941年的香港》收集了許多軼事奇聞，例如謀殺、搶劫和爆炸事件，也觸及了澳門和澳門人的一些往事。
獄中生活
在早期的香港，女子監獄主要由男性工作人員負責，但由於頻發的酒精問題、虐待事件和越獄等狀況，情勢很快起了變化。1850年，香港政府僱用了第一位在監獄工作的女性，不過她的名字並不為人所知。1855年，第二名女性開始在監獄工作，她的名字叫Mary Goodnings，是一名獄卒的妻子。她曾兩次再婚，兩個丈夫都是獄卒前夫的繼任者，這表明她處於非常弱勢的地位。
書中也許最奇怪的記錄是：「從1858年到1866年，六位工作人員的姓名表明其是葡萄牙人，」Patricia O’Sullivan指出，這些女性似乎並不是在香港監獄的男性葡萄牙看守的妻子或親人。「她們可能出生在澳門，很可能會講廣東話，」有自己的房間，並負責管理少量囚犯。例如，在Francis Douglas警司發給殖民地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一位E. F. Remedios夫人，她「能講流利廣東話，並出色履行了她的職責。」
1869年，另一位在監獄工作的葡國女性是Payne夫人，「她是負責看守帶鐐囚犯的警衛Payne的葡國妻子，有講廣東話的優勢。」1871年，Payne夫人升任「一級警衛」。19世紀80年代初，Guilhermina Assis是女性監獄工作人員中職位最高的。之後是26歲的Joanna Maria Raptis，她從19世紀90年代一直工作到1905年。該書的作者確定了當時監獄管理者中「以葡萄牙女性為主的人員構成模式，直至1932年監獄遷往荔枝角」。
澳門蹤跡
自英國在香港建立殖民地以來，來自澳門的勞動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作者強調了澳門家族為香港帶來的技能和人才。這些是「來自澳門的古老葡國家族」，為香港提供了「商業、文秘和語言技能」。葡國人和土生葡人社區在香港殖民地初期的重要性眾所周知。「由於在該地區從事貿易的歷史悠久，澳門人中識字者眾多，他們慣於用一種以上的語言工作，並迅速掌握了用英文工作的技能。」
O’Sullivan 寫道，澳門是天主教會在區域內最重要的樞紐，早在16世紀就建立了亞洲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憑藉良好的學校和紮實的教育，來到香港的澳門男性很容易在貿易公司、保險機構、銀行和航運公司找到工作。在殖民地香港穩固之前，澳門男性通常隻身赴香港工作，將家人留在更舒適的澳門生活。但是，作者說，「幾年內，香港的葡國/土生葡人社區就開始蓬勃發展。儘管在至少一個世紀內，這些在港的家庭與他們在澳門的家園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宗教和另一面
香港的精神也從「天主聖名之城」得到了滋養。書中簡要地講述了一位名叫Joseph的牧師的故事。他於1842年從葡萄牙飛地澳門來到香港，在現在的威靈頓街附近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彌撒吸引了很多愛爾蘭士兵和葡國社區的人參加，不久，這座小教堂就無法再滿足信徒們的需求。1947年，宏偉的聖約翰座堂開始建造，與此同時，天主教傳教士開設了不少小型學校和醫院，雖然很多在不久後就消亡了。
在城市的另一面，則是娼妓淫邪的溫床，灣仔很早就成為「娼盛」之地。年輕女子在小蛇頭手中受盡折磨的故事在早期香港並不鮮見。作者講述的故事中，頗有一些與澳門有關。在一則記錄中，16歲的女孩陳彤彩（音）在廣州被一群人擄走後帶到香港，然後到了澳門，在那裏被來自加州的華人買走，再次被帶回香港。兩位香港女子本打算將陳彤彩和另一個年輕女孩一起帶往新加坡，但廣州前僱主的運氣和面子使陳彤彩倖免於難。這兩名香港女子隨後被告上法庭並被定罪。
助產士是另一個香港急需的職業，雖然職業風險並不低。分娩過程中的死亡率很高，母嬰均如此，但並非所有的死亡事件都會鬧上法庭。有意思的是，記錄在案的第一起相關案件就涉及一位老年葡國助產士，產婦則可能是葡國人或土生葡人。O’Sullivan寫道，這位產婦名叫Leocardia（或Lavidia）Francisca da Cruz Roza，在香港嫁給了一名文員，在分娩時已經病得很嚴重。接生的任務最後落到了來自澳門的80歲婦女Clara Cordeiro的肩上，但她並沒有接受過相關專業的培訓。年輕的產婦最終亡命，而Clara Cordeiro則被指控犯罪，在監獄里至少關押了一個星期，等待審判。作者查閱到的記錄沒有提供關於Cordeiro命運的更多信息，但她認為，由於缺乏證據，Cordeiro應會被宣告無罪。
這本書還提供了其他關於葡國人在港生活的歷史線索，例如第一位在香港註冊的葡籍大律師，廖亞孖打。但這歸根結底是一本關於女性及其命運的書，也在不經意間揭示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在香港的葡萄牙女性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