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俄羅斯的藝術家君士坦丁 (Konstantin Bessmertny)，敢言、無悔、富吸引力。自1992起就以澳門為家的他，見盡小城所經歴的變遷，並正在準備於四月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澳門回顧展。與《CLOSER》的談話當中，君士坦丁分享了他的個人故事，以及他對於澳門何去何從的一些想法。
走進藝術家君士坦丁在路環的家中，感覺上就像我們是要做一篇登在《Architectural Digest》的訪問。這間裝潢精妙以及充滿「我行我素」味道的屋子，住了藝術家、他妻子以及他的孩子們。
可是作為當今亞洲最出色的其中一位藝術家，與君士坦丁的對話最後還是圍繞着他的作品，但亦同時會談到歴史、大眾文化、文學、喜劇以及君士坦丁明言十分反感的政治。這位藝術家可真是通曉世事。
君士坦丁於1964年在前蘇聯的巴哥域聖斯基出生。藝術在他很年輕時就已進入他的生命當中，君士坦丁以「基因突變」來形容這件他六歲時發生的事。雖然因為當時對於藝術家的刻板印象，他的家人都害怕他最後會因此而過一個只有酒色的放蕩生活，但君士坦丁的才華實在太過耀眼，根本令人無法忽視。
今天的君士坦丁，因着他的出眾技巧而受人注視。他曾就讀巴哥域聖斯基的藝術學院、伯力的美術師範學院及海參崴美術學院。他曾在世界各地辦過展覽，從中國到倫敦都有，並且於威尼斯雙年展中代表過澳門，也贏過無數獎項。
到底如此一個出名的藝術家，怎麼最後會留在澳門？他又如何看待這個第二家鄉？
Macau CLOSER: 自從來到澳門後，你有很多作品似乎都交織着你對歷史的喜愛及澳門的過去。
君士坦丁：澳門海事博物館是我第一份在澳門工作的委託方。館長請我畫一幅畫，你現在走入博物館時也能看到它。這幅大型畫作花了我幾個月去完成，作畫時我有與一位中國及一位葡國歴史學家合作。我們用了很長時間去決定用那一種最好的方法去表現澳門。我想大概就從那時起，我就把澳門以及它的過去融入我的作品之中有些時候，我覺得外地人比本地人更本地。例如我最近在馬德里向一位葡國老朋友展示一些Velasquez在普拉多博物館中的作品時，他竟然很驚奇地發現原來這個Velasquez是Velasquez da Silva。Velasquez來自西維爾，是一個來自波爾圖的葡國猶太人之子。所以Velasquez其實是一個外地人，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事。有其他很多名人，從El Greco到Dali，都是這種事的例子。
這就是澳門。在這小城裏可謂寶藏處處，只是都埋在大街小巷中無人過問。
我喜歡以一種批判及諷刺的角度去看事情。我寧願以一個笑匠的身份去談論事情，亦不希望自己化身政客。
你如何看待自己作為藝術家這個角色？
我是一個謙遜的人，只是在做自己的事而已。我就像一個工匠一樣，如果我需要為客人造一張椅子，我就會盡能力把它造好，其他如名氣等等都是其次。
我很相信「文化足印」這一回事。每個社會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足印：我們所有人都有份留下這足印，而作為藝術家的當然為此事貢獻更多。一位藝術家到底是窮是富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他到底為這足印獻出了甚麼。如果你經過一幢已崩坍的老建築，看到它只剩下一角時，你會對那個在百年前為這建築施工的石匠心存尊重。即使是一位寂寂無名的藝術家，只要他的作品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話，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藝術家。
我們的責任是盡力影響那些官僚以及有錢人。這不是賺多少錢的問題，而是藝術家都想要挑戰。只要成功就意味着後面將可以接到其他工作。
我們藝術家在澳門會做更多的事、貢獻更多。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其實是一份苦差，要從早晨工作至深夜。除非成為一個藝術界巨星，否則一個藝術家就只會被當成一位員工而已。一旦你開始出名，你就會有買家，並需要創作，而且要比以前創作得更快及更多。如果你像畢加索一樣已經創出一套風格的話，這也不是甚麼壞事。那時他每天可以創作出六至七幅作品，而且市場上亦對他的作品有需求。
在中國及澳門那些在近年發迹的有錢人會不會買你的作品？
不會。澳門從來未有過一個持續的市場。有些時候當有人興建有殖民時代特色的建築時，人們會(對我的作品)有些需求。但我沒有對此事十分投入，因為我並不喜歡在被要求的情況下做事。
其中一個這樣的例子是我早期的一個水彩畫展。那是一個被委託的畫展，而且比較容易賣出作品，加上我因為在學習時用過水彩，也很喜歡這種顏料，所以我對使用它很有經驗。可是我不把水彩當成我的創作媒介。當我用水彩畫了一幅大三巴的畫後，同樣的要求就不斷來臨。我從不同角度畫過大三巴，腦中有不同的構思。但到後來，我只能對那些要求畫大三巴的人說：對不起，我不再畫水彩畫了。
這就是你阻止自己商業化的方法，而我就經常這樣做。在澳門，這樣的市場一定存在，而其他藝術家在這市場內也(比我)更成功。
到底文化在那裏會興盛呢？就是在財富匯聚之處。但這也需要多一種東西，就是品味。
澳門有沒有條件擁有一個自己的大型藝術展？
澳門可以成就很多事，但要做得很聰明，而且要比別人做得好。可是現在澳門就像成為香港的小弟一樣。香港比澳門更加思想開明，而澳門則嘗試以自己的資源去做事，這就是澳門的一個問題。澳門可以做得更好、更容易，可是現實上過程往往都很艱鉅。
可是澳門不只是澳門，它屬於中國，而中國也在這裏掌有實權，所有這其實也是一樣政治化的事。澳門現正處於改變之中，而人們都需要決定澳門該往那裏走。我希望他們能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很多在澳門的藝術家例如吳衛鳴都會選擇踏上政途。你有否想過要這樣做？
完全沒有！我一直都是反政治的。我只專注在我需要完成的事上。在一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做的訪問中，馬蒂斯被問到為甚麼他在這個動盪的時期裏，都只畫裸女及花。他回答說藝術應該留在政治之外。藝術家應該高於這些事，應該成為一個可成就的地方，而不是被埋於周圍的污泥當中。
所以其實事情都可以變好的，但我相信改變要由你的家庭開始。如果你想要清理事物，就應該清理你的家及你的屋前。保留力量去改變你身邊旳事，並且成為別人的榜樣。
我依然相信一個人都可以有很大的成就，即使撇開政治也能如此。政治代表的是特別的團體，所以你一定不會孤獨。我相信一個選賢舉能的政治體制，這種政府大概會是最好的。
你現在在忙些甚麼？
我在今年的十一或十二月會與「Rossi and Rossi」合作於倫敦辦展覽。今時今日，所有藝廊都在爭扎求存。這是一個企業資本主義走到頂峰的時期，只有強者才能生存。當你看到你喜歡的中介人或藝廊在勉力求存時，你會想幫助他們。所以我也正盡力支持在每一個人。有很多在奧地利及日本正在進行的計劃。也有一個展覽計劃在香港舉行；因為倫敦那個展覽的關係，我需要在香港有一個預展。同時，也有一些個人項目會於Art Basel期間發生。
我嘗試影響我喜歡的事，破壞我不喜歡的事。這樣一來，我就有很多抉擇要做。我做了很多決定，但我現在正專注於進行大量創作藝術品。當人們成見一堆藝術品時，他們就不能夠看到最好的藝術。我覺得我們需要處理這堆東西，整理好他們，這是我這要做的事。更少，有時反而變成更多。不要為自己設限，可是要花多一點時間在每個項目上。
如果我是受委託去創作的話，我會嘗試去影響作品、去探究事物，以及不讓別人干涉太多；以真誠去創作，並把我的訊息放到作品上。
澳門博物館正在籌辦一場展覽。我很想在這裏辦一場展覽，因為這樣我能創作出更大的作品。我有不少的作品都未曾在這裏展出過，它們一直都被收藏起來。我們已經協議好要在新一年完成所有事，並在四月 (開辦展覽)。
我曾構思過在香港開一部舊車作藝廊；車的內部就如藝廊一般有燈光及裝置。我會駕駛它到某個地方後停車。當你看見燈光時，你可以走到停車場去看看有甚麼特別，這是一個令人驚喜及充滿實驗性質的藝術展示方式。我現在正在為此作準備。
澳門的藝術界到底欠缺甚麼？
如果澳門是從上而下地開始發展的話，它會不會變得像倫敦或者香港呢？不會。所以請做好一點。你不需要創造太多新事物，只要很好地令用Basel即可。他們已經在香港了，你只需要邀請他們多留一個星期，然後(把那週)稱為「The best of Basel Hong Kong in Macau」。運輸並不是一件難事，你只需要找到最好的藝廊，把香港當作一個舞台即可。
或者可以把澳門雙年展拿來作一個例子。我在早期曾經參與其中，並在1994贏過兩個獎項。只有很少地方，例如威尼斯及聖保羅，能像澳門一樣能夠舉辦這事。最後，澳門雙年展停辦了。他們其實可以說雙年展從1991年起就存在，當時甚麼也沒有，與沙漠無異。所以其實有很多有用的東西都一直存在，用一下它們吧！
澳門人對於他們重視甚麼都有不同的意見。在看待歷史時，分歧尤甚：這是葡國歷史；不！這是中國歷史。如果你把主要的歷史從澳門中拔除的話，這城還剩甚麼？這只是一個小漁村而已。一個簡單、無處可去、毫無樂趣的地方。如果這是一個裝有十本書的書櫃的話，你所做的就是把其中九本拿掉。
澳門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有雙年展、文化遺產。澳門可以向很多不同的方向發展，它曾扮演威尼斯的角色，他曾被稱為亞洲有威尼斯。商人來到這裏，等待進入中國的許可；藝術家來到這裏，等待皇帝的批准，即使郎世寧亦然。在某程度上，澳門成為了所有人的通道，所以它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
君士坦丁已經在澳門生活了23年。他與《CLOSER》分享了他怎樣來，以及怎樣留下來。
「我留在澳門這個想法是基於生存的需要。我的第一個個人展覽(在巴哥域聖斯基)舉行得很早，就在我14歲時發生了。報紙有報導過，而我的父母也為此很自豪，我也因此得着了名氣。我被選中並獲得獎章。有些藝廊看到我的作品，問我想不想辦展覽。」
「完成大學後，我已經在海參崴的一家藝廊工作，它與美國的藝廊有聯繫。那時，在澳門有一個很活躍的中介人希望在當時的市政廳藝廊中辦一些活動，而當時的負責人是Herculano Estorninho，他受到一個俄羅斯藝術家及建築師Smirnoff的影響。當他看到我的作品時，事情就開始了。」
「那時市政廳舉辦了一個年輕俄羅斯藝術家的展覽。那時在蘇聯推行的經濟改革正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而我也懂得說一點英文。我被邀請來澳，幫助籌備展覽，並在有需要時接受訪問。」
「在1992年12月，我決定來澳門，飛機於廣州降落。當我來到廣州的街頭，我第一個想法是：啊，這是世界的盡頭吧，這可能是世界死去時的樣子。那裏有不一樣的空氣，四處都是單車、泥巴、污染及垃圾。今天的廣州已經改變了很多，成為一個不錯的地方。我最近發現了一些新地方，所以對廣州很是喜愛。」
「來到澳門後，我們與一群人見面。我們之間當然沒有溝通，因為我不會說中文。我與一些藝術家家在一起，身上帶着我的作品，因為沒有其他的運輸方法。」
「當我進入澳門時，這裏很乾淨、有條理，是一個很集中的地方。因為我喜歡歷史，我知道澳門曾經是葡國人及由世界各地來的耶穌會士及商人的一道門。」
「很多人、事、物都曾經過澳門。我覺得自己也是經過澳門進入亞洲，並感到挺有趣的。這城市是一個小驚喜。當然，萬事都有好有不好。展覽延期了，所以我需要留在澳門。我在移民局那裏遇到些麻煩，但感謝上天讓我身邊的人幫助了我。最後展覽也順利舉行。」
「但事實上我籨沒有想過留下。我當時的想法是：我來一來就走。可是藝廊把我的所有作品都賣光，然後就叫我簽合約留下來。」
「後來他們因為一些文件的問題，需要關掉藝廊，他們也不同意我的構思以及運作方式等。所以我被開除了，可是我依然保留着逗留許可，我的作品也在這裏，而且我的妻子和小孩都有機會來澳門探我。可是我們都同時發覺我們都被困在這裏了，這裏有事情需要去完成、去等待。」
「我的妻子是一個鋼琴家。Lancelote Miguel Rodrigues神父問她會不會彈拉赫曼尼諾夫，當她說她可以時，神父便為她努力取得工作許可，邀請她到音樂學校工作。當我們的兒子Max要入學時，我們就決定多留一年。」
「我需要決定，作為一個藝術家去生存的話，該做甚麼。我可以搬去香港，甚至去葡國，可是從藝術角度，那時的澳門比香港更吸引。香港像一個沙漠，除了香港藝術中心及香港藝穗會外，甚麼都沒有。」
「所以我那時嘗試要生存，以我自己的方式去運用澳門。漸漸地，我們就一年一年延長我們留下的時間。」
愛書人
君士坦丁亦正在出版書籍。澳門文創智庫協會剛發行了他的《The Last Dumpling – Art & Cook Book》。書內除了有美麗又頗為特別的圖像設計外，還收集了君士坦丁的一些寫作以及作品，是一本有幽默及諷刺感的書。書的內容有「基本餐桌禮儀及規制」、「如何選擇餐廳」、「如何飲酒」、「如果你造一個假Apple ID及密碼」或者「澳門，壞習慣的歷史」。任何你可以預料的東西都不會出現在這本書內，因為這本書的宗旨就是讓你無法預料。
在君士坦丁的世界裏，所有書櫃都永遠是放滿書籍。畢竟他的母親是一個歷史教師，所以家中的歷史書大概也幫他填滿了不少晝櫃上的空白。他說：「我經常看書，我喜歡自己教導自己。《The Last Dumpling – Art & Cook Book》在澳門佳作有售(www.macaucreation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