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沒有特別炎熱，十八廿二的我們在命運的安排下，在大廈平台當上了大學生，回憶中的一切是如此鮮活。於澳門新口岸的巴黎街有幾座新建成的大廈，陽光照耀在其中的南岸花園，沒有花沒有草只有地磚，在地舖和住宅之間的平台空間，是澳門理工學院的視覺藝術學校。課堂小息的時候學生們喜歡聚集在平台的小吃部外面，一邊吃辣魚包喝奶茶一邊聊天，大家興致勃勃，有聊不完的話題。那年頭，在澳門讀藝術設計科系的人少之又少，能遇上的，都是同路人，有種預設的默契。那一年的課，我們都捨不得上完。
Photo by Chris Ho (何家永)
李Sir特別受學生的歡迎，下課後我們總要拉著他問東問西說夢想講理念，儘管學生們都喜歡纏著他，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卻是個不善辭令的老師。他說話的音調單一，速度緩慢，不喜說教，點到即止。他看我們的攝影功課，最喜歡用的形容詞大概就是「有點意思」或者「幾得意」。
陳嘉強和何家永（Chris）都是當時的學生，今天兩者都成為了專業平面設計師和攝影藝術家，前者身兼電影導演，作有《過雲雨》等電影作品；後者為澳門黑白攝影學會核心理事會成員，兩位皆受到李銳奮的深刻影響。談到李Sir，我們最津津樂道的，無非是他從來沒有解釋清楚的攝影藝術，和他那欲言又止；引發我們思考的氣場。嘉強說：「他說話緩慢的速度很重要，如果老師們要教導的是功夫，那他教的一定是太極。」Chris說：「他的確不很會說話，但卻為我們帶來了一種對藝術追求的氣氛。他雖然緩慢，但卻能夠準確指出我們的攝影功課中值得發展和留意的一些地方，這方面對我來說印象最為深刻。」
筆者也清楚記得，李Sir曾經在課堂上放映過一部紀錄片，是他從法國錄影回來的，紀錄片的主角是一位盲人攝影師，片中有一段訪問，記者問他作為一位盲人，如果連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作品，那他的攝影有甚麼意義呢？片中的藝術家說，攝影是一種工具，對他個人而言，是用來超越自我的方法，他自己看不到，卻能創作出讓別人能欣賞的作品，這就是他攝影的意義。記憶中李Sir也沒有多加解釋片中所表達的內容，只記得他對我們說：「如果盲人都能做攝影，你們能做的事可多著呢。」看著他莞爾而笑帶點憨直的神態，年紀輕輕的我們，就這樣受到了李Sir為我們帶來的那種不可言喻的自由氣氛與藝術啟蒙。
吳方洲是澳門行為攝影藝術家；藝術博物館策展人，也是現任牛房空間的主席，認識李Sir二十六年，也曾經是他的攝影學生。他回憶道：「有趣的是，雖說李Sir不善言辭，但我們當時也有每星期看他在報章上刊登的文章，並發現他的文字非常流暢，和他平時說話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樣。」李銳奮在報章攝影版上刊登的攝影作品和文章，後來被結集成書，題為《邊走邊看》。方洲說：「作為老師，有時候一句說話，對學生來說可能一輩子受用。我記得他曾經說過，一張好的攝影作品，一定要耐看，而不一定是一種視覺刺激。」
嘉強回憶當年理工學院曾為李Sir舉辦過作品展《在途上》，那時候他就非常喜歡他的攝影作品，他說：「他的攝影不是一種很刺激或挑釁的視覺構圖，但卻充滿了細節，他給予我們一種觀看的眼，讓人們細味其中，從細節中發現一些東西。而且當時沒有互聯網，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較慢，從李Sir身上學習到的想法，總能讓我思考好幾天。相對現在資訊爆棚的時代，那時候我們收到的訊息較少，卻更為深刻。這種傳遞方式相對現在的資訊泛濫，可說是一種奢侈，極為珍貴。」
李銳奮1962年生於北京，十歲時移居澳門，80年代大學時期於廣州供讀新聞系，回澳後曾任報章記者，後來因愛上法國新浪潮電影，於1986年決定辭退工作前往法國留學，於巴黎第三大學獲電影學士學位，後來再於著名的巴黎高等藝術裝飾學院（ENSAD）攝影系畢業。留法八年後，李銳奮於94年回澳於理工學院開始了他的攝影教學人生，為澳門著名的藝術文化教育與推動者。1996年創立了石頭公社、2001年進駐望德堂婆仔屋、2003年創立了澳門牛房倉庫，為牛房倉庫之藝術總監。2017年因身體健康狀況經歷了大手術，至今仍然留在醫院的看護病房中。
撰本文之前筆者到醫院探望了李Sir，躺在床上仍未能開口說話的他瞪大著眼睛看著來訪的我，彷彿有千言萬語要說，卻始終沒能說出來。在空氣寂靜的瞬間，我在想像老師在想的是甚麼？他的眼神仍然銳利倔強，是要告訴我縱然這世界已變了樣，他仍會堅持自己的理念嗎？還是在那不能言傳的空間，他早已看破那不曾刻意的留白？然後隨緣而來；隨緣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