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作品可以稱之為「街頭攝影」，有紀實特點，但同時又有很強的主觀性和個人色彩。為何會有這樣的特點？
我對紀實攝影感興趣，對與真實之間的關聯很興趣，無論它是什麼。我的作品總是關注那些在我之外的東西，關於他人，關於某個地方。但漸漸地，我認為我已經越來越遠離這種字面意義上的紀實攝影方式——記錄、客觀、中立——尤其是因為我們知道這種客觀性並不存在，只是對「記錄」的一種認知。更重要的是利用其來做一個比較個人化、主觀化的記錄，和對某些事物的評論。我覺得有點像在一種迷茫不定的狀態中，不知道自己在拍攝的是什麼。我喜歡這種狀態，儘管我很難解決它、知曉自己身處何方。我喜歡這種狀態，總是要質疑自己在做什麼，為什麼要做，以及我創造出的圖像有什麼作用。
在你的攝影作品中，城市是一個非常有存在感的主題，揭露了我們有時只是膚淺地瞭解地方的複雜性。你為何對城市中那些不那麼著目的方面感興趣？
我感興趣的是，一個城市是如何由如此多層次組成，這麼多平行的城市是如何共存的。攝影在這方面很有優勢，因為它是一個藉口，是進入任何事物、滿足你的好奇心的理由。攝影可以讓你身處不屬於你的地方，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我一直對人比較感興趣，他們居住在空間的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活動。現在這種興趣越來越發展，涵蓋了城市的總體概念。對我來說，照片在哪裏拍攝並不是特別重要。
你與澳門的淵源是如何開始的？
1990年，由於各種原因，我可以花一些時間去旅行，我想去亞洲，去遠東，而我恰好在澳門有朋友。從澳門出發，我還去了泰國和其他幾個地方，所以它像是一個門戶。我在澳門呆了幾個星期，對從里斯本來的我而言，這裏的一切都很陌生。然後我繼續工作，1995年我出版了《東方西方》這本書，先是在澳門東方基金會舉辦了同名展覽，然後在東方基金會的支持下又到了北京進行展覽。和大家一樣，我覺得我和澳門有一種奇怪的關係……我沒辦法用理性的方式解釋，但我總能想到在澳門工作。也許是由於澳門的特點，它有點像是我的工作室。有時候我很討厭這樣，說我再也不會回來了，但事實是，我總會再回來做些事，如此循環往復。
在攝影集《白噪音》中，儘管相片是在澳門賭場拍攝的，但有一點很明顯，那就是圖中沒有人的身影。這些空間通常都很擁擠，是甚麼原因讓你選擇不拍攝人呢？
當時是2010-2011年，賭場還沒那麼擁擠。我是在一種不定的狀態下拍攝《白噪音》的，當時賭場幾乎都在營業，但並不是很擁擠。此外，這些照片是在深夜時分拍攝的。我午夜左右出去拍攝，凌晨五六點回家，那段時間，賭廳沒有那麼擁擠，也沒有旅行團，人很少。
你從來沒有想過要將人物拍攝進去？
作品並不被此定義，而且博彩遊戲現場是明令禁止拍照的。這些作品更多的是關於我如何在這些空間里流動，我如何與一個陌生的空間發生正面的關聯，以及賭場的空間、材料、裝飾告訴了我什麼。《白噪音》也許是我最個人化的作品之一。
《候選人》以2009年崔世安競選特區行政長官為題材，一個顯著特點是沒有候選人的正面照片。
我希望作品是特別的，關於競選這件特別的事情，因此很多圖片都是聚焦攝影師本身的。我不希望候選人的臉在這些作品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希望它留在那個模糊的地帶……這些相片只是在澳門的軌道上的一個解讀，或者是興趣，但另一方面，我希望這些作品不止於拍攝對象一人，而是可以代表廣義上的候選人。
考慮到你經常在街上工作，與人近距離接觸，有時還會在非常擁擠的地方，如今的疫情對你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影響很大。對我來說，這是一段暫停的時間。作為攝影師，我不想對疫情有一個即時的反應，所以選擇暫停下來，思考接下來要做什麼。我沒有興趣去拍攝空曠的街道、戴口罩的人。有人會拍這些，因為有必要留下記錄，但我不想這樣做。我每天都在拍攝，而且是用不同的方式，但因為空間有限，我想我需要一些時間來想辦法。
你還在使用菲林拍攝嗎？
是的，我用菲林拍攝。使用菲林並不是認為它比數碼好……對我來說，它們是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節奏。使用菲林和我的工作過程有很大關係，它有一種「慢」在其中。我喜歡這樣的感覺——那些我看不到作品的時間，以及觸感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我喜歡菲林的規律性，每卷膠片的幀數，它帶給你的限制，在拍攝時無法看到作品的約束，這迫使我去創造視覺記憶。理想狀態下，從進行拍攝到開始甄選影像之間的時間越久越好。
António Júlio Duarte 除了在葡萄牙和國外舉辦眾多展覽外，他還出版了多本攝影作品集，包括《東方西方》（1995年）和《白噪音》（2011年）。《白噪音》收錄了在澳門賭場拍攝的作品，被《北美攝影眼》雜誌評選為2011年最佳攝影集之一，並獲得2011年西班牙國際攝影暨視覺藝術節最佳國際攝影集提名。他還曾在2009年跟蹤拍攝崔世安的競選活動，創作了攝影集《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