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環顧澳門乃至整個世界,就能發現,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極富戲劇性的時期。一種流行病從動物傳播到人類,人人自危——這個常在電影和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場景,如今竟成為了現實。當然,這並不是澳門近年來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2003到2004年,SARS來勢洶洶;2009年,甲型H1N1流感來襲。雖然這兩次病毒都造成嚴重破壞,但澳門相對未受太大影響。現在,我們面臨著新的威脅: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目前為止,澳門很大程度上設法延緩了這一威脅,但危險並未完全消除。澳門不得不採取許多極端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關閉了所有賭場——城市經濟的支柱產業,抗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當我們在家中自我隔離,望向窗外時,平日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空空蕩蕩,只有幾個戴著口罩的身影步履匆忙。但若是知道澳門的歷史,我們應當會感到一絲安慰。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這座小城經歷了許多災難和動盪,有些遠比我們眼下的危機更為嚴重。但劫難之後,澳門得以倖存,生活依然繼續,甚至更加繁榮。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良好的治理,人民的堅強與毅力——也許還有些好運氣。
風,水,火
澳門最早有記載的自然災害之一是1874年的強颱風,史稱「甲戌風災」。。9月22日清晨,秋高氣爽,晴空萬里,漁民駕船駛入海灣進行日常勞作。但是,當他們下午返回時發出了警告:「有大風!」當天晚上,城市酣然入睡時,氣壓計數字急速下降,低壓氣流大舉入侵。
「錄得的最低壓力約為935百帕斯卡,」前世界氣象組織之颱風委員會秘書長黎梓建(Olavo Rasquinho)說。相比之下,2017年颱風「天鴿」期間錄得的最低氣壓為945百帕。1874年風災比天鴿猛烈得多,當時的建築物也沒有這麼穩固。那確實是澳門發生過的最大自然災害。」
凌晨兩點左右,颱風來襲。整座城市處於黑暗之中,從各個方面講,都十分可怖。時任澳門總督秘書佩德羅.梅斯尼(Pedro Gastao Mesnier)記錄了暴風雨來臨的那一刻:「一陣狂風呼嘯著席捲了整個大嶼海,猛烈程度難以用言語形容……海面上升起恐怖的浪,然後轟然坍下,砸向城市東部……很難描述這種狂怒。陰風巨浪掠過這座城市,似乎想將它從地球表面抹去。大自然在狂怒中釋放出最可怕的聲音,持續不斷的、憤怒的和咆哮的撞擊聲響……」
澳門土生葡人史學家徐薩斯(C.A. Montalto)寫道:「彷彿大自然也決心要毀滅澳門……城市遭受重創,洪水氾濫,海盜乘虛而入,燒殺搶掠……」他將其形容為「一個無法形容的恐怖和災難之夜」。
海浪高達2.5米,吞噬了南灣岸邊的所有建築。傾倒的蠟燭和煤油燈引燃大火,席捲了城中其他地區。另一些火災可能是強盜故意點燃的。在黑暗中倉皇逃命的居民遭到了海盜的襲擊和搶劫。數以千計的建築被摧毀,多間教堂甚至主教座堂也遭受了嚴重破壞。約2,000艘漁船被毀,5,000人左右喪生。氹仔死難者約1000人,路環500人,主要是漁民。
這一場毀滅性的風災之後,很多富有的葡人決定離開澳門,前往更加安全的港口城市——1842年起被英國殖民的香港。香港的天主教人口增加了約700名,大部分是澳門難民。徐薩斯寫道,「這場災難性的颱風徹底摧毀了土生葡人社區。」數十年後,澳門才逐漸從這場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的風災中恢復過來。
地動山搖
儘管在澳門很少會感覺到地震,但確有一些輕微地震發生。雖然歷史記錄有限,但有一封信函表明,1767年11月曾發生過大地震。這封信由Stephen De Vilme在 1768年1月7日寫於廣州。信中,他轉述了當時居住在澳門的一位朋友講述的情形。
「昨晚約九點五十分,一陣強烈的搖晃讓我們震驚失色。震感持續了超過一分鐘。搖晃幅度如此之大,房屋搖搖欲墜,我擔心我們都會被埋進廢墟。十一點五分時,我們感覺到另一波搖晃,但還不算太厲害:今天凌晨三點,又有一場強烈的餘震。我們總共遭受了五波地震,但第一次震感最強烈。空氣中傳來可怖的轟隆巨響,一開始有人覺得這是槍聲,或者是遠處的雷聲。第一次震動時,我幾乎無法站立;但是,感謝上帝,沒有發生嚴重的事故;願全能的上帝將我們從這可怕的衝擊中解救出來……這裏的老人說,他們記憶中從未發生過如此強烈、持續如此之久的地震。停泊在港口的船隻鉤在一起,不停旋轉,船上的人一開始還以為是旋風。」
據記載,1905年8月發生了另一場地震,震動維持了整整9小時。其後,在民間傳來了一個有趣的說法:據說當時有一名年輕的漁民把螃蟹帶回家,給他的母親做飯,其後他的母親在備菜時,留意到螃蟹背上的奇怪標記。村裡的一位哲人說那隻螃蟹是「螃蟹之王」,更 預言一個「大災難」即將到來,示以懲罰人類。同一時間,螃蟹們得知「螃蟹之王」被捉後,馬上流言四起,所以他們全員爬到洞裡面,使勁晃動地面。
種痘的巴爾米斯
澳門是繁忙的港口城市,船隻往來不息,因此預防和控制流行病的爆發一直是官員的重要任務。實際上,中國最早的西方醫院早在1569年就已由仁慈堂在澳門建立,同時建起的還有一間專門醫治麻瘋病人的醫院。
「其實在早年間,與區域內其他欠發達的港口相比,澳門被認為是健康風險比較低的地方,」歷史學家和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冼麗莎(Tereza Sena)指出。「由於溫暖的氣候和相對較高的組織水平,澳門被視為是赴印度和中國的長途航行和貿易訪問後休養生息的好地方。」
但是,與當時的許多城市一樣,澳門不時要應對具有高度傳染性的致命性流行疾病大爆發,例如霍亂、傷寒和天花。幸運的是,1805年,西班牙皇家私人醫生巴爾米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訪問了澳門。現今,他最為人所知的成果是率領醫療遠征隊遠赴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為當地人接種牛痘。
在菲律賓成功進行接種之後,巴爾米斯醫生的下一站是澳門。在八天的航程之後,他乘坐葡萄牙的La Diligencia號船抵達澳門港。考慮到時間和距離,運送活天花疫苗樣本的唯一方法是以人類為載體。因此,按當時常用的方法,他隨船帶了三個菲律賓小童(由馬尼拉的一名牧師提供,大概率是孤兒)依次免疫接種,將牛痘運送到澳門。
然而,這批牛痘差點到不了澳門。9月10日,船在到達外港時遭遇了猛烈的風暴。在2006年《文化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伊莎貝爾‧莫萊斯(Isabel Morais)教授摘錄了巴爾米斯的一封信:「數小時之內,帆船即被擊垮,二十人喪生;所有人都覺得要葬身海底了……我只能努力護住牛痘,祈求上天的憐憫。」
最終,六天后,巴爾米斯和小童們幸運地登上了一艘中國漁船,在澳門上了岸。在那裏,他將牛痘交給了澳葡當局和天主教會領袖,為本地居民接種,從而使其免受天花這種致命疾病的威脅。
不過,莫萊斯教授在文章中指出,起初本地社區對牛痘存在很多偏見和抵制,沒有人自願去仁慈堂醫院接種。為了證明接種牛痘的安全性,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特地召集了很多市民前來觀看自己接種的過程。
霍亂之亂
在整個十九世紀,另一種澳門官員必須應對的主要疾病是霍亂。由於沒有自來水,大多數居民飲泉水、井水或從山上的溪流中取水飲用。但是這些水源都容易受到污染,許多人因此病倒,甚至死於痢疾和霍亂。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瑪麗·莫頓·馬禮遜(Mary Morton Morrison)——她的丈夫是基督教傳教士及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員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馬禮遜夫人於1821年死於霍亂後,她的丈夫決定購買一塊土地埋葬亡妻,即現在的基督教墳場。另一位死於霍亂的知名人物是澳門總督官也,任職僅38天即於1850年去世。報告表明,他食用了被污染的水源製成的雪糕,第二天就死去。
雖然在整個19世紀期間,澳門死於霍亂的人數無從確定。但是大爆發發生得十分頻繁,死者至少以百計。而且霍亂起病迅速,病人會很快感到不適,包括心臟和胃部劇烈疼痛,頭痛,發燒,腹瀉和嘔吐,通常會很快死亡。
英國醫生列維頓(Dr Levington)當時在亞洲工作,很受人尊敬。他寫道:「我在澳門見過類似的病例;一家人晚上入睡時還一切正常,在天亮之前會突然霍亂病發,可能在中午之前就全部死亡。」
「水質是政府的主要關注點。漸漸地,官員開始阻止人們自行上山取水。十九世紀後期,政府開始對一些水井和噴泉中的水進行處理,然後將其裝瓶分配給民眾。直到1938年,澳門才開始使用自來水,」冼麗莎解釋說。
由於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貿易船隻停靠在澳門港口裝卸貨物,政府還採取了許多措施來確保居民的安全。
美國海員醫院系統的外科醫師約翰·W·克爾(John W. Kerr)在1902年的澳門霍亂病例報告中寫道,「一周內,共檢查11艘汽船,在消毒站為1,088人進行消毒,並用蒸汽為1,511包衣物和被褥消毒。32人因發燒被拒絕入境。自4月1日起,我們對所有統艙乘客進行了體溫測量。」
1918年,澳門還遭受了嚴重的流感病毒襲擊,通常被稱為西班牙流感——這是歷史上最致命的病毒暴發之一。根據記錄,疫情爆發分兩波。1918年的第一波大爆發中,政府在馬交石山建立臨時病區,用於隔離和治療。一年後,第二波爆發發生時,政府在仁伯爵醫院設立了第二個隔離病區,耗資為13,438.39美元。1921年出版的《中國舊海關史料》指出:「1918年6月,澳門[灣仔附近]遭受了全球性流感的襲擊,這種流感在歐洲已奪去了許多生命。到今年年底,共錄得270例病例,其中120例死亡。疾病在春季再次消失。」
席捲全城的瘟疫
19世紀中葉,中國遭受了第三次腺鼠疫(即在十四世紀中期殺死數百萬歐洲人的黑死病)大流行的打擊。瘟疫在亞洲各地蔓延,僅在印度就有上千萬人喪生。1888年,一艘葡萄牙船從印度抵達澳門,懸掛著不祥的黃旗——表明船上有病人。
「當局起初不允許他們下船,但是後來在外港區附近建造了營房,隔離船員,」冼麗莎說。「這是將乘船到達的病人隔離至特定區域以防止疾病傳播的最早例子之一。1928年,政府專門建立了一間醫院來隔離生病的船員。最初用來防控腦膜炎的傳播。」
幸運的是,當時沒有四通八達的現代交通,疾病無法迅速傳播,正如1897年1月23日《紐約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所報導:「惡性鼠疫是人類中傳播最慢的流行病——從香港傳播到三十英里之外的澳門,用了十個月的時間。」
儘管如此,鼠疫最終還是在1895年經由船上的鼠蚤抵達了澳門。據估計,當年4月至7月,約有1,200人喪生。1897年6月1日,美國海員醫院系統助理外科醫生S.D.布魯克斯(S.D. Brookes)報告:「在人口約5萬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每天有18至20例新增病例。」
葡萄牙著名詩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在疫情爆發初期到達澳門。在給父親的信中,他記錄了自己對城市抗擊鼠疫的籌備工作的觀察。他看到澳門當地人在舉行宗教遊行,葡國天主教徒和華人都在努力預防這種疾病。有四天晚上,他都看到約六千名當地華人在街上鳴鑼燃燈遊行,以期嚇跑鼠疫。庇山耶寫道,喧鬧聲震天響,瘟疫肯定不想來澳門!
在這個時候,在大三巴旁的舊城牆附近建起了哪吒廟。哪吒是正義好戰的少年英雄,這座寺廟的建造就是為了消除瘟疫。
當時,病人受到的污名化很嚴重——華人認為鼠疫病人是惡靈侵體,天主教徒則一度認為患病是自己因原罪而受到的懲罰。
鼠疫在1900至1915年捲土重來,這時當局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計劃,即安裝特殊的轉向管接頭來阻止老鼠感染供水系統。
通過限制到港船隻到達、隔離病人、對受感染地區進行消毒和在可能的時候為居民接種疫苗,忙碌的港口小城澳門與其他較大的國家地區相比,死亡人數相對較少,在歷次大爆發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而當時所採取的措施,與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方法相比,幾乎並無二致。
二戰黑暗時刻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葡萄牙,也包括澳門,一直處於不穩定的中立狀態。澳門因此成為數千逃離日軍的內地人和香港人的避難之地。1941年聖誕節,香港落入日軍之手,其後超過10,000名英國人和美國人從香港逃到澳門,還有十萬多中國人從大陸湧入。歷史學家傑佛瑞‧岡恩(Geoffrey Gunn)在《戰時澳門——在日本的陰影下》一書中寫道,澳門人口從1936年的12萬激增到1940年的40萬。來自不同民族和社會階層的移民大量湧入,給小城帶來了巨大壓力。許多人無家可歸,無衣可穿,身患疾病,營養不良甚至忍饑挨餓。
「在領取食物的過程中,來自香港的難民在澳門有英國領事館的支持。還有許多難民是從香港返回的土生葡人,所以有土生葡人和天主教會的支持網,」澳門大學的保羅·斯普納(Paul Spooner)教授說。「但來自中國的難民沒有任何支持網。」
來自中國的難民無疑是最脆弱的群體,正如岡恩所說,對於當時在澳門的任何人來說,「能否生存取決於他們的社會階層,以及依靠家庭和其他人脈的能力。」
「如果你有錢或有人脈,就可以吃上飯。但如果沒有的話,很可能活不下去,」斯普納教授補充道。「日軍征收了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大米供應軍隊,許多運輸路線也被封鎖和摧毀了。」
岡恩在書中指出,「澳門實際上是一個被日本陸軍和海軍包圍的島嶼……完全依賴日本允許其所有外部需求。」
若澤(傑克)·布拉加是當時的一名難民,之前在香港是商人、教師和記者,他記錄下了自己的經歷。他注意到了市場上不斷飛漲的米價及由此造成的短缺。商店「囤米」,「黑市」米價在短時間內翻了一番。他詳細介紹了城中的混亂局面,還曾寫過,「一群乞丐搶走了裝滿大米的警車」,以及「七男兩女在澳門被捕,被控食人」。
「沒有肉類供應,但是有吃人肉的報導,」斯普納教 授解釋說。「人們在市場上買到肉,可能以為是豬肉。時 任英國駐澳門領事瑞維斯(John Reeves)在回憶錄中寫 道,曾經買到過肉,但後來才意識到自己正吃的可能不是 豬肉。文德泉蒙席(Monsignor Manuel Teixeira)也扼要 地談到了這種情況。」
今天,澳門也面臨各種挑戰,但我們很難想像,戰爭 期間此地的局勢是何等絕望和嚴峻。
「城中食物匱乏,霍亂橫行,尸橫遍野。每天都有卡 車來拖走躺在街道上的屍體,」斯普納教授說。
他還詳細介紹了研究中發現的一個此前罕為人知的可 怕故事——「萬人坑」。
「火葬需要燃料,非常之昂貴。但當時根本沒有木 材,許多建築物都被拆除,木材用來燒火做飯,因此沒有
燃料可以把死難者火葬,」他說。「因此,人們用渡輪將 屍體運到氹仔,放進一個大坑,可能用了石灰掩埋。那個 坑被稱為『萬人坑』。」
在如此嚴峻的背景下,日本、中國、英國和美國的間 諜和特工也滲透到澳門,進行秘密行動,相互刺探情報, 甚至動用暴力掩蓋自己的踪跡。岡恩指出,儘管有如此多 的戲劇事件和人類苦痛,有一點值得注意:「所有行政職 能,服務和政府部門……都在正常運作」,「各種社交和 體育活動也在繼續」,與幾十英里之外香港人的生活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