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敏灵的慢声细语与优雅镇定和她的新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的风格大相径庭。这本书令她与隽文不朽－ 澳门文学节结缘， 并受邀作为嘉宾到访澳门。这部小说讲述了1960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一群音乐家的故事，书中亦有提及1989天安门事件的章节。
该书为她获得了许多颇具权威的文学奖项，包括「加拿大文坛新星」， 入选2 0 1 6 曼布克奖短名单， 加拿大吉勒文学奖及总督文学奖。早在美国出版之前， 该书已经入选Andrew Carnegie 奖章小说长名单中的杰出虚构及非虚构类奖项。
邓敏灵的其他作品包括2011年的短篇小说集《简单食谱》， 2 0 0 6 年的《确然书》和2 0 1 1 年的《边界的狗》， 后者曾入选柏林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及荣获2 0 1 5 法兰克福书展Liberaturpreis。
「一年之内我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两次。第一次，他结束自己的婚姻，第二次，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我十岁。」这本450页的书以上述句子开头，被《金融时报》誉为「无与伦比的⋯⋯鲜活的呼吸着的生命体。」
故事讲述了一个中国大家族里两代人的命运─ ─ 父辈经历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而子女则加入天安门广场上抗争的人群。故事的主人翁是两位年轻的女性，Marie和A – M i n g 。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 M a r i e 努力试图拼凑出她在现今的温哥华的家族史， 在残破家族史的片段中寻求答案。她孜孜不倦地挖掘着Kai这个角色、她的神秘父亲、才华横溢的钢琴家， 及A – M ing 的爸爸， 羞涩而聪明的作曲家Sparrow和小提琴家Zhuli是如何在政治运动中重建自己的艺术世界及自我，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回荡在这些政治运动的后果之中。
M arie 和A i – M ing 的关系「来自于我年轻时的一段关联记忆，但是完全不同。那是个年轻的女性在温哥华寻求庇护，我与她走得很近，」邓敏灵解释道，「那是一个女孩对于成年女性的爱慕和崇拜，而这样的一种混杂着爱与安全感的感情，恰如M arie 失去她的父亲时的经历， 亦是M arie 仍然爱着父亲的标志，等待着给予某人，亦是她把这种爱投射到Ai-Ming身上的原因，她仍在悼念父亲。」
故事将政治与个人探索精美地编织在一起，音乐在《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邓敏灵并未受过音乐训练，但是她说自己有着成为音乐家的「欲望」。如果让她选择会一种乐器的话，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小提琴！ 「我向往已久，特别是对于西方古典音乐，完全是因为我喜欢芭蕾。我也喜欢中国传统舞蹈和传统音乐， 但更喜欢芭蕾。」
十年之后重返澳门，邓敏灵承认能和某种程度上与这本书的主题有着关联的观众们一起讨论这个故事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
「我一直期待来亚洲进行关于这本书的讨论， 特别是香港和澳门。这本书与他们之间是如此的息息相关，它碰触了一些人的个人经历，」她说道。 「在西方我都会强调中国的转型是我们所有人的转型，因为那里的人们并非感同身受。但在这儿，所有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中国转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其政治斗争如何进行，都已然影响了我们的所有人。」
她同时惊讶于自己对于这件事的坦白， 即使是面对年轻观众时亦是如此。
「我的一些活动被安排进学校， 一场在大学， 另一场在国际学校，这两场都时间紧张但是反响很好。这本小说描述的是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故事，而与年轻
人们谈起这本书，我很讶异于自己直接。我以为自己会在处理这些敏感话题时会比在别处更加的小心谨慎，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改变自己谈话的方式。那种对于可接受的感知令我更为直接，因为我其实更为担心的是我讲述事情的方式及对于这段复杂历史的尊重，我明白对于一些人而言它是如何的身心相关。 」
邓敏灵于1 9 7 4 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父亲是马来西亚华裔，母亲是香港人，也因此移民问题总在她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尽管并非总是显而易见。
「可能我的所有书里都有提及， 不同方式而已。我出生于加拿大， 所以并非移民， 但是我是移民的孩子，我的兄弟姐妹也是移民。我母亲在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怀上了我，所以于我而言，在归属和不归属之间总有波动，或是对某种事物的翻译——不是翻译语言，而是把一个家庭的个体经历翻译给公众世界和文化；那就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邓敏灵回忆道。
除了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外，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灵感则来自于另一个亚洲中贫穷而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柬埔寨。
「最初是因为我在写那本关于柬埔寨的书（ 《边界的狗》）时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未得到解答，」那本书是关于柬埔寨红色高棉给普通人带来的灭顶之灾。那件事和天安门事件都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感觉那些历史的后果始终在持续的影响着个体生命和现有轨迹。 」
「我在那个地方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我真得因为很多不同的方式而喜欢上哪里。那是个你可以轻易触碰的地方，但却又那么的复杂；很多事情以一种形态于表面呈现，但表面之下又有很多层次，这个地方有许多的复杂性环绕着我和我的个人历史，尽管完全不同，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可以完全的以这种方式进入柬埔寨的历史，这是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感受到的。」
「柬埔寨是第一个令我感受到历史的栩栩如生及绵延不息的地方。我完全是个局外人，但是那里令我觉得所有的政府都有牵涉其中。这些绝对与那些政治干涉、代理战争，我们完全无知于对此要付出何种代价。」对于柬埔寨的深入了解令邓敏灵思索了很多问题。
「在写完关于红色高棉的那本书后我的许多关于革命的问题未获解答。同时还有许多关于我们所相信或者我们希望相信及我们想要一个如何公正的社会的疑问萦绕于心。以及我们是如何被一个纯粹的目的所驱使，而这目的却又来自于暴力的理由。」
「善良与暴力的循环， 这是个得不到解答的疑问。正是它引导着我回到中国，自1989年开始，同时认真审视那场学生运动的复杂性，及隐藏于运动之下的由上一代而带来的因果关联。」
而有关于邻居美国最近的选举，邓敏灵表示当前政治气候令人沉思。
「我们正在历经艰难的时刻，事情很棘手。我觉得小说中的一些政治问题正在发生于当下，从公开羞辱到公开承认的那些搬弄权术，不仅发生在我所住在的西方，同时也正在中国继续。」
「那种敌人来自于内部的概念，那种敌人就在国内，你的同胞和邻居之中存在着威胁社会的人，这种想法再次出现，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想法一样──对于革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社会内部的隐藏着的元素，而他们必须被揭开。」
「这本书并不具有时效性。只是政治上的那种裂缝再次出现，并与此时一同出现，但是他们其实一直都在那里，有时并没有那么明显，却在另外一些时刻、以及当下却十分的显而易见，并且到了诉求清洗社会上的某些元素被合法化的时刻。」
而有关于其背后的崮中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邓敏灵阐述了她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部分尚未解决的政治不公正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发酵。另一方面是巨大的经济转型。大国之间的交替正在进行，经济衰退正发生在长期繁荣的地方。这令人惊慌，导致了巨大的恐惧和感慨，焦虑蔓延。」邓敏灵并非仅仅将其放在西方角度看。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速度之快世界上令世界上其他的人难以想象仅仅在一至两代人之间经历了什么。有很多尚未消解的悲伤，关于国家何去何从的疑问，许多地方上出现的小型抗议活动尤其是与土地有关的酒疯，这些仅仅是表面上的浮光掠影。
「某种程度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每个国家确实有一个压力要为民众和社会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水准，于一些国家而言是提高了生活标准，而于另一些则是降低了。」
过去五年间，邓敏灵来来去去的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待在中国，但自去年夏天该书出版之后便没有再回去过。
「我喜欢那里，尽管有些时候我会感到沮丧或愤怒，甚至有时它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它是如此持续不断的刺激，又是如此的包容。这是个巨大的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差距巨大，幅员辽阔，所有这些地区、语言及其各自与过去的关系都极其复杂。它会不断地让你质疑及思考。」
这个广阔庞杂的国度反映在她的叙事范围之中──《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一共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个挑战。
「大部分的时间你只能管中窥豹，所以必须得耐心的再多了解一点，直到弄清楚如何把这些所见所闻融合进你的小说里。」
邓敏灵的下一本书，可能会将其带往另一条路径上。 「有些东西我很想写，但还未知从何下手。是关于亲密。一直以来我都在书写与沉重历史相关的故事，尽管柬埔寨的那本书不算史诗作品，但那本书无论是在材料还是前期调研，甚至仅仅了解相关知识就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我的新书会是不同的，我仍在想用什么语言书写比较合适。它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性，但更多将侧重于女性主义和两性关系，而并非仅仅是某国国家的政治叙述。」
「我对于这本书究竟会是怎样充满着兴趣，它将更为个人化，而我还不确定其是否将会更加具有普世性。我对此还有点担心。」
由这样一位擅长叙事的女性写出来的故事， 肯定不会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