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友情

中國有句古話：「寧爲太平犬，莫作離亂人」。喬治·錢納利和托馬斯·布士維·屈臣都「有幸」生活在了那個動盪的時代。在葡萄牙殖民地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們居住在澳門，並共同見證、經歷甚至記錄了香港開埠初期的那段歷史。

 

1850年，屈臣在給一個在蘇格蘭親戚的回信裡寫道：「風氣變了，如果我能現在回去住幾年就好了……但沒有人能接下這裡這麼一攤子事……此地的人難以相處，他們在很多方面都很奇怪，而且你也沒法同時取悅所有人，真是不提也罷。」

 

總有一些病人試圖挑戰屈臣醫生耐心的極限。1856年11月，他終於忍無可忍的回信痛斥了一個拒絕付治療費的名叫B.J.Fernandes的病人：

 

「收到閣下回覆的關於我們先前出具的醫療費帳單的回信，我不得不說我原本認為您會以相反的態度回這封信。不消提醒，我相信閣下一定也心知肚明我於居澳期間曾多次為您的家人們提供醫療診治服務，哪怕只是給這些人中的其中一位做診治，您也不能說就對此完全不用負任何責任，更何況這些年來我為您提供許多次的醫療服務也不過就收您區區五十元而已。您哪怕有一點點感恩之心，也不應該寫這麼一封信來提出如此不光彩的要求。」

 

儘管從事專業醫療服務的收入可能與屈臣當初遠涉重洋來到東方的預期大相徑庭——1847年收入為3104元，1848年收入僅為2780元，到1849年收入為3312元——但他卻追隨他導師，暴躁脾氣和聲望一樣出名的喬治·錢納利的足跡，從畫刷和畫筆中獲得了慰藉。人們至今無從得知這兩位當初究竟是怎樣開始交好的。與爲了逃避債主和妻子而躲來澳門的錢納利相反，大家一致認為屈臣是一個溫文爾雅又宜家宜室的好男人，只有在被與無理取鬧的客人胡攪蠻纏時才會發火。

 

在屈臣擔任錢納利的專業治療醫生期間，因為錢氏有不喜用現金結帳的習慣，所以就用自己的素描和水彩畫來抵醫療費。這種方式大大增加了屈臣對於錢納利畫作的收藏數量，而他不光很看重錢氏作品的價值，自己的畫風也因此受到影響。儘管只有少量記錄顯示了從1845年屈臣初到澳門至1852年錢納利去世期間他們兩位是如何在澳門相知進而密交的，但屈臣曾提及他從錢納利那裡獲得過「許多寶貴的指導」。

 

錢納利去世前的最後一段時光都由屈臣任其診治醫生，直至逝世。其時錢氏仍拖欠著他醫療費。屈臣在日誌里記錄了他的朋友「於1852年5月30日死於中風」。在為錢納利做了屍檢之後，屈臣還幫忙檢視了他的書籍、文件和箱子等遺物。沒有發現任何遺囑。錢氏的遺物於7月28日被拍賣。屈臣很可能是此次拍賣最大的買家，並且開始收集錢氏散落在外的作品，包括寫信要求香港商人喬治·馬禮遜將錢納利寄售的素描簿寄回澳門。

 

從屈臣後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明顯師承錢納利，無論是從題材、風格或是構圖都無不顯示著其對後者的崇敬和刻意模仿。尤其是屈臣所繪的澳門素描，乍看之下很容易就誤作是錢納利的作品。如果我們對比一下屈臣來澳之前的作品就很容易看出他的潛在才華是如何立刻就被錢納利的風格所激發出來的——他之前所作之關於蘇格蘭荒野、湖泊和城堡的素描都採用了和錢納利相似的細膩筆觸，而他對於建築結構的觀察和透視的畫法則完全達到了錢納利的水準。但是屈臣的畫作多了模仿的痕跡。他的素描輪廓不如錢納利那般流暢生動，所繪的人物略顯拘謹而不夠放鬆。

 

他們同為那個動盪時代的見證者。1839年，英國人被驅逐出其在珠江沙面島附近的工廠，由此不斷累積的敵意最終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其時，錢納利就在澳門，並為生命安全擔憂不已。而1856年12月29日，已經定居香港的屈臣寫信給朋友貝爾醫生，談及了當時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極有可能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在這封信送達府上之前，您可能早已聽說了14日他們在廣東焚燒工廠的事情。僅有Wardly & Co公司的房屋因為在中國人房屋的邊上而僥倖沒被燒毀！保寧先生(Sir D.Bowring)的侄子雷恩(Mr.Lane)被坍塌的牆壁壓死了。23日，Thistle也被縱火燒得塌在河裡，死了三個中國佬，還有五個受了傷，其中有兩個我覺得命不久矣。黃埔的石船塢創始人柯拜先生(Mr.Couper)被中國人虜走後至今下落不明……我們目前還好，但自從那些工廠被燒之後我們都很擔心這裡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屈臣在香港定居的那兩年半是他遠東生涯里最為輝煌的時刻。他不僅在激烈競爭中完成了他最成功的商業實踐，還收購了兩個藥房，其中之一日後即發展成為著名的屈臣氏大藥房。這是世界領先及增長最快的零售集團，在全球已擁有超過7,500間零售店。

 

 

 

 

 

「中國澳門的印象：托馬斯•布士維•屈臣

筆下 《未公開的畫冊》」

(1815-1860) 

 陸軍俱樂部

25 / 3 / 2014 | 6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