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澳」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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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 Chinese Translation João Pedro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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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主權移交的談判進行了長達九個月
關於澳門主權移交的談判進行了長達九個月。而為席爾瓦而言,這系列的談判都已成了「葡國外交史的重要一頁」,並促成了卅載後古鐵雷斯當選聯合國秘書長一職。
 
 
「一切事都有可能完全泡湯」—這是當1986年6月30日葡國與中國開始就澳門的主權變動開始談判時葡方代表們的感受。
 
當時葡國代表團裏其中一位外交官林慕士回憶道,那時的葡國已經漸漸沒有了「與中國當局接觸的習慣」,更不要提兩國的立場實在南轅北轍;談判的時間只有很少,「兩邊的情感完全相反:中國將會得到一塊新的領土,而葡國就會失去這塊領土。」
 
自毛澤東掌權(1949)至到葡國的康乃馨民主革命(1974年4月25 日)這段時期內,兩國的外交聯繫完全中斷。即使葡國的專制第二共和政體於1974年完結,葡國也花了五年才能在北京開設大使館。兩國生疏得在中國的郵政服務中沒有人聽過「葡萄牙」這個地方,以致一些外交公報最後竟出現在郵件放發室的地上。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第一樣要做的就是要去了解學習。林慕士在里斯本的東方博物館裏談及在30年前簽署訂立澳門主權移交細則的《中葡聯合聲明》時這樣說:「自1979年起至恩尼斯總統於1985年訪問中國,我們都在緩慢地學習着。」其實就是當恩尼斯總統訪問中國時,北京才正式表達其談判意願。在葡國,大眾都對此感到驚訝,而葡國政府則開始作準備。大使梅迪納(1925–2012)獲選成為葡方代表團團長,而其他團員就包括林慕士、時任葡國駐港領事羅連納、謝兆時(時任葡國總理施華高的代表)及賈斯柏爾(時任葡國總統蘇亞雷斯的代表)。當時中國駐北京大使瓦雷利奧則有被咨詢,並有時任澳門總督副司長的韋德霖在辦公室中處理法律上的工作。
 
「老朋友」和其他技巧
 
林慕士說:「這時,梅迪納拿出了些書籍、葡國外交部檔案館中的簡報,還有一本關於中國談判策略的小手冊。」這本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1967–1984(《1967-1984中國政治談判行為》)由智庫RAND Corporation在1985年為了向美國國務院提供協助而出版,作者為Richard Solomon,是一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職員。這書本來被列為秘件,在十年後於一宗由《洛杉磯時報》發起的訴訟中根據「美國資訊自由法」而被部分解密。作者在書裏表示雖然中國的談判策略出自西方的一貫做法以及馬克思—列寧傳統,但當中的精髓都是來自中國本身的文化傳統及政治手法。」當中最特別的是「那為了與外國官員發展出一段很強的人際關係以及利用這段關係而付出的努力 —那被稱為『關係』的遊戲。這個做法源自儒家的傳統,並被利用到政治上。Solomon這樣寫道:「中國人並不信任客觀及循規蹈矩的談判。因此,在談判進行時,他們會嘗試找到一個對他們較有好感的外國官員,然後努力與那官員建立一份個人關係,一種帶有義務的友誼;他們之後會嘗試利用這種友好的感覺、義務、罪惡感或依賴感來達成他們的談判目標。」
 
他強調中國在兩件事上「十分在行」:在談判中拖延以及在完全得知對手的立場前避免令對手知道自己的立場。另外還有些常見的特點:他們經常希望談判在中國境內進行,讓他們可以確定自己能夠為對手「精心預備一場一絲不苟的招待」。同時,他們亦有些經典的施壓手段:經常要讓對話者處於為自己辯護的狀態。他們也「很懂得讓外國官員在一段關係中顯得像個低聲下氣去哀求的人」。更甚的是,在大打「友情牌」後,他們就會祭出「受害者牌」。「中國施壓手段的重點在於讓外國的談判代表[...]覺得他與中國的關係出現了危機,就像他沒有做得足夠讓中國當他是『老朋友』。這本手冊給讀者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抵抗因被當成『老朋友』而帶來的那種榮譽感,還有因中國的招待而產生的情感。」
 
「我們每個人都有讀過那本手冊,而當談判進行期間,所有書中描述的事情實際上都有出現。」林慕士在一場由東方基金會、新里斯本大學的葡國國際關係學會及葡國外交部的外交學院舉辦的一場會議上描述道。「可是,我們還是掉進了『老朋友』和『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等這些言語當中,永遠無法在任何會議中得到結果,把一切事都留到下一場會議;當我們想拖延時,他們就會十分趕急;當我們想結束時,他們就會拖延。中方談判人員的技巧都十分高超。」
 
可是在這些將於1987年4月13日為兩國的外交歷史翻開新的一頁的談判中,有兩樣事情對葡方有利。
 
第一樣對葡國有利的事是澳門的政治價值。賈斯柏爾在會議中表示:「顯然,中國由始至終都是如此一個大國,然後另一邊就是我們這個沿海小國。可是當關係到澳門時,這種不對等的情況就有所轉變。為中國而言,解決澳門問題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關係到大中華的統一。我們知道如果這事辦得不好,牽涉在內的中方成員需要面對嚴重後果。澳門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遠比她對於葡國的重要性高。」
 
北京的匆忙
 
時間是第二樣對葡國有利的因素。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當年的秋天舉行,於是中方希望可在兩至三個月內為事情作個了結。在1984年,中國與英國已經就香港於1997年的主權移交舉行談判,他們同時也想澳門主權移交一事盡快得到解決。賈斯柏爾回憶說:「中方十分急忙,他們有一個自己的最後限期:1987年9月。而我們就問自己:『到底到急甚麼?』」
 
葡國把這個對手的匆忙看成一個自己的優勢。因為從里斯本的角度來看,這個日子並沒有任何意義。曾任歐盟委員會專員及葡國國防部長的韋德霖說:「澳門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在1976年已經得到解決,因為我們那時就承認了澳門是葡國管治的中國領土。我們想要的是保證當地居民可以得到最好的法律章程。」
 
在第一輪的談判中(談判地點當然就在北京),中方提出澳門的主權移交與香港同時進行。韋德霖如是說:「可是我們沒有準備接受的日子就正正是與香港政權移交的同一天。」這是一個與政治尊嚴及榮譽有關的事。為香港所設的日子與葡國毫無關係,純粹是出於倫敦與北京之間的條約。葡國與中國之間是互相獨立的,並不如英國的帝國主義那般。
 
這是中國所遇到第一樣出乎意料的事:葡國回絕了他們這個提議,認為這提議「並不公平」和「有歧視成份」,更是表達出中國認為澳門的主權移交不比香港的重要。葡方採用了韋德霖口中的Calimero argument (編者按:Calimero是一套關於一隻小雞的卡通片,這個Calimero argument可能是指葡方自比為弱小的一方)來指責中方:「你們有這個提議是因為我們是小國。如果我們是英國人的話,你們必不會這樣做。」這種爭辯方式「可能不能多次使用,但還是有它的效果」。中國亦十分不願意讓人認為他們對於葡國人和英國人有着不同的態度。
 
謝兆時也補充道:「這個『不』字的出現可算是對任何談判者而言最壞的事情之一。我們一定要從對手的角度嘗試明白他們甚麼時候會對我們說『不』,然後嘗試預計及防止他們真的說出這個字。我聽到了中方的說話,他們堅持主權移交一定要在世紀末前發生。」
 
當António Barreto寫了一篇文章,建議澳門的主權移交可於探索家區華利到達澳門的五百週年時舉行。可是這建議已經超越了中國的底線。賈斯柏爾說:「中國立即派了一個部長到里斯本,表示這個建議沒有討論的可能,然後談判就被暫停。」
 
在談判的第一步中,氣氛十分緊張,而葡方成員就會在晚上於他們的酒店房間內把所有冷氣和風扇開到最大,然後飛快地說話,深怕自己被監聽。他們這樣做,是要加大監聽的翻譯員翻譯出他們的說話的難度。
 
林慕士相信中國低估了葡國,在他的著作Em Torno da China – Memórias Diplomáticas (《談中國:一個外交官的回憶錄》, Caleidoscópio, 2016)中,這位外交官認為中國一定以為與葡國談判會是一個「很簡單直接的過程」。謝兆時也補充說,即使在葡國,有些人都認定被派到北京的葡國代表團所帶着的「只是一個翻譯得更好的中方最原先的建議版本」。中國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周南曾任與英國談判時的中方代表團團長,亦在與葡國談判時出任代表團團長一職。他必定曾向其上級暗示過,經過與英國的談判後,與葡國的談判將會『毫無難度地火速完成』。」林慕士寫道,在第三輪談判中,「雖然雙方都依然對大家的底線毫無頭緒」,但北京就建議澳門的主權在1998年正式移交。當里斯本同意2000年將會是最後期限時,討論的氣氛在此後很快就緩和下來。最後,大家都選擇了1999年12月。澳門的主權移交將不是一個悲哀的日子,而是一個開心的時刻,這也是很合理的。謝兆時解釋說,由於這不會是一個慶節,所以就不能是聖誕節或者元旦日。最後就訂了12月20日。
 
一言既出,七馬難追
 
這也是處理實際事務的時候,當中以國籍問題最為複雜。兩國的法律明顯在這事情上並不配合—中國不像葡國那般允許擁有雙重國籍。賈斯柏爾說,最後的方案「從基本上分別了中葡及中英的協議。」,並保證了澳門五分一華裔居民將被承認擁有葡國國籍。
 
謝兆時在葡方代表團中一直都是最樂觀的一位。「三十年前,沒有人會知道中國的未來是如何,可是由於我在澳門的經驗,令我表現了最大的信心。我知道我們可以相信中國的說話。他們說一言既出,七馬難追。」
 
就這樣經過了瘋狂的九個月,當中有四個回合(40小時在談判桌上)和11個工作小姐會議(花了440小時)。
 
結果是甚麼?就是《中葡聯合聲明》於1987年4月13日簽署,給予澳門一個西方框架下的權利及自由、一個鞏固的政治制度,並保證那些繼續與葡國保持關係的華人的利益,為在中國的葡文教學的增長作出貢獻,也成為中國與葡國及澳門與葡國那「特殊及緊密關係」的基礎原則。這個簡介來自葡國的外交部長席爾瓦。而他也出奇地加入了另一個從《聯合聲明》所結的果實:中國對於提名古鐵雷斯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支持。
 
「明顯地,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我們篤定可以得到來自法國(對於提名古鐵雷斯)的強大以及堅定的支持,而第二個最大的支持就是來自中國。我不想貶低俄羅斯在這事上的態度(『既不支持、亦不反對』),還有英國和美國的。可是在五常中,中國是兩個國家裏其中一個最早對古鐵雷斯給予清晰和明確支持的國家。我們從中方聽到了這兩個理由:他們認為葡國是一個主動發聲和有客觀姿態的國家,而『客觀』這詞就是我們最常聽到的。可是中國有另一個更特別的理由是:『我們已經認識你們超過500年,我們一起商討出關於澳門的聯合聲明,而你也兌現了你們的承諾。你們說會做的,你們都做了。你們是一個我們信任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