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與謊言

Translation By: 
Alice Kok
作家金淑姬(Suki Kim)親述她在朝鮮當臥底的風險和讓她心碎的事
以寫作為職業不一定是一條易走的道路;作家不僅須進行長時間的調研,還會經歷日復日的靈感缺失、起草或刪改,再進行重寫等等;接着與出版商談判,有幸得到垂青的話,更會走上持續數月的新書巡迴演說。當中還有少數作家甘願以身犯險,甚至賭上自己的性命,為寫作項目進行調查。   
    
這正是韓裔美籍作家金淑姬在北韓逗留六個月時所做的事 。她在平壤科技大學擔任英語教師,冒着極大的風險教導這個隱遁政權的未來領袖,並從中收集到大量資,用於寫作她的紀實作品《沒有您,就沒有我們:一個真空國度、270名權貴之子,北韓精英學生的真實故事》,為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去窺探朝鮮人民的悲慘生活。此書出版後,更成為 《紐約時報》暢銷書 。 
 
抵達澳門參加「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之前,金淑姬專誠向《特寫》親述在這個被視為最神秘和最陌生的國度遇到的種種奇異經歷。
 
 
 
您不得不假裝為老師和福音派基督徒進入朝鮮,對嗎?
 
是的,是雙重假裝。因為他們(其他的老師)都假裝不是福音派教徒,所以我必須假裝為一個假裝不是福音派教徒的福音派教徒。
 
您曾經三次到訪北韓,最近一次做了什麼計劃,以達到將經歷輯錄成書的目標?
 
我在2002年首次到訪北韓,並走訪了脫北者位於中國、蒙古、泰國、老撾和韓國的藏身之地及拘留所,亦對在首爾定居了一年的脫北者進行官方採訪,前後合共採訪了100名脫北者。我亦曾多次前往邊境地區,但部份脫北者的證詞令我產生懷疑,於是便花了接下來的十年時間,追踪一切可能的線索。當我為這份工作進行面試時,他們(傳教機構)從來沒有問過我是否基督徒,因為除了基督徒,誰會不要工資去北韓教書呢?我的第一本書是一本小說,作為一個記者,我是自由職業者,而非受僱作家,所以我可以利用這漏洞。我在2008年聯繫他們找工作,並於2011年再次前往去朝鮮。
 
被允許在那裡教書嗎,您感到驚訝嗎?
 
我很驚訝,但也很擔心。我擔心他們(北韓當局)會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經常想著:「他們什麼時候會發現?」這是非常可怕的。我一直都感到很不安,因為我沒有按原訂計劃去做事。當你進入北韓後,最好還是按原訂計劃做事。當時我正在秘密地寫一本書,如果被發現的話,肯定會被認為是間諜活動,並得到可怕的懲罰。雖然覺得自己能活著離開的機會非常渺茫,但那時我已為這個計劃花上了十年時間。
 
這是您的一個非常個人的使命。是什麼讓您甘願冒著這樣的風險來寫這本書?
 
雖然現在人們都在談論北韓,但當我寫第一本書時,人們對這個議題不感興趣。我訪問了很多脫北者,但沒有人在乎他們要說什麼。我對這個議題非常著迷,有時候我會認為,我可能是唯一一個會這樣做的人,因為我碰巧能說流利的韓語,而且對當地的文化亦很了解。我不是一個傳統的記者,但我能夠做很深入的研究;我13歲時已移民到美國,所以我真的很了解這兩種文化。總括來說,我有一種很獨特的視角,我很多作品都與政治無關,但充滿文學性,對報導這個議題有很大的幫助。報導北韓時你需要細膩的觸覺,因為這裡的事實往往有眾多版本﹐而你必須領略到言外之意。
 
儘管這本書取得了成功,但您仍然受到了一些批評。
 
我為這本書受到了很多抨擊,我認為原因是,那些報導這個議題的所謂「專家」都假裝我所做的並不是新聞調查,或質疑我是否有為這次卧底行動進行多年的精心策劃。其實早在這個任務之前,我就有了一份書籍合同。我不是在那裡隨處跌跌撞撞,然後因機緣巧合把書寫出來的。這是一項長達十年的工作,但他們把我的作品輕視為回憶錄,說我並沒有做臥底、說我撒謊等等,令我深感憤怒。事實上,我是唯一一個曾在北韓與當地人居住的作家,我記錄了下一代領導人在金正日統治時期最後六個月的心理狀況。如果這不是沉浸式新聞,我不知道這算是什麼。如果我是一個白人男性專業作家,他們會否如此迅速地排斥我? 
 
有些白人記者曾對我說:「呃,你融入進去比其他人容易得多。」可是,他們以為我是如何跟北韓人混在一起?他們以為大家都會當我是北韓人嗎?沒有北韓人會錯認我為當地人。這是無稽之談。只有白人才會誤認我是北韓人。作為身在北韓的南韓人,身邊會滿佈線眼,因為你明白他們的語言和語境,但他們不希望你明白,所以你會受到更嚴密的監視,這絕不是一個優勢,而是一個壞處。我從來沒有「融入」。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什致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我了解當地的語言和文化,但仍用了十年時間去準備,才能展開研究、追蹤、理解,並盡最大的能力去獲取核心資料。
 
考慮到您一直被嚴密監視,您是如何設法記錄您在那裡的時間和經歷?
 
我寫了大約400頁的筆記,我不分晝夜地記錄,記下所有我能記得的細節。我在小記事簿上潦草地書寫,然後把它撕下來。我有一台筆記本電腦,用它寫下所有的筆記後,再將筆記轉移到我的USB上,然後從電腦中刪除所有的痕跡。我從來沒有和我的USB分開過,亦總是隨身攜帶著我的電腦,當然也有未能帶上電腦的時候,所以我也經常帶著一本記事簿,讓我能隨時做筆記。
 
令我驚訝的是,我彷彿一直在腎上腺素飆升的狀態中寫作,因為我時刻都感到很害怕和僵硬,但其實很多記錄都是很紮實的。而且我也知道,我沒可能作事後查證。在其他情況下,你有拖延的空間,例如你會想「以後再檢查吧」,但我知道我不能這樣做,所以在進行書寫和記錄時,我都會保持着高度的警覺。
 
教授這些被嚴格限制討論的學生是很困難嗎?
 
每一刻我都在都掙扎着。在描述事物時不去考慮「這個世界」真是很困難。
 
您的目標是說出北韓人生的真相,但是您說您的學生常常不會告訴您真相,而您自己也並沒有告訴他們真實的您。當寫一本關於「真相」的書時,這會影響到您嗎?
 
我在做背景報告時有過這樣的掙扎,因為很多脫北者的證詞都是謊言。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所以會對你說你想聽到的事。
 
沒有人真正了解那個世界埋藏着什麼謊言,這讓我質疑「我的真相和謊言是什麼?我該如何判斷他們的世界?」
 
我們以傳統的方式來思考,認為「謊言是壞的,真相是好的」,這是假設了他們的世界無異於我們的世界。但其實他們的世界是以不同的道德標準支撐着,因為真相可以招來殺身之禍,謊言可以挽救性命。他們從來沒有被教導過真相和謊言之間的區別。
 
關於北韓的傳統報導並不是事實,他們(媒體)只公佈北韓政府所提供的公關信息。所以我們以為對北韓的傳統報導是事實,但實際上是謊言。
作為一名臥底記者,我所做的就是利用謊言進入一個你無法接觸的系統裡,並提供真實的報導。
 
活在這個真相難以存留、謊言難分好壞的現實世界裡,我的學生失去了判斷力,他們不知道真相與謊言之間的區別。他們是如此的迷茫,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已被破壞和侵犯,但是這些年輕人就如此被帶著成長的,他們沒有希望,只能以這種方式生存下去。
 
您覺得在那裡最令人困擾或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心碎的感覺。這就做嵌入式新聞帶來的影響,你無法預測會發生什麼事,而你已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以這樣的方式走近北韓,真誠地前來關懷學生,看到他們面對如此困境,我感到心碎難過。
 
這是最困難的,因為如果你不認識任何人,這種偽裝作為一個概念是可以忍受的。可是一旦與個人情感扯上關係,他們就成為你每天愛著的人。作為一名老師,他們就如我的孩子,我非常關心他們,真的很難過,我覺得這種心碎已超越了我能承受的程度。
 
真正寫作這本書時,要回顧這些經驗一定很難受。
 
你知道嗎,我仍在重溫它們。對我來說,它們好像永遠不會結束。寫作時,你必須在腦海裡再次進入這個世界。所以當完成這本書後,我陷入了很嚴重的抑鬱。我覺得我必須和他們說再見,但我無法這樣做,因為我一直在談論這本書,某程度上就像一個永無止境的循環。此後我還繼續進行其他寫作工作,但沒有像那次一樣投入。我認為那是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務,是冒着生命危險來達成的,所以和以往或以後的工作截然不同。
 
鑑於最近與南韓進行外交的嘗試,您對北韓的未來感到樂觀嗎?
 
不,我對北韓的未來並不感到樂觀。與奧運統一團隊有關的一切公關宣傳活動,都只是我們司空見慣的政治工具,所以這幾乎是一個意料之內的發展。當然,北韓一向都是這樣做的。他們先發出威脅,再施展公關手段,現在發生的事就如教科書一樣千篇一律。我沒有看到任何改變。  
 
你覺得澳門的文學節怎麼樣?
 
我認為,對於中國和北韓的關係來說,澳門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領域,所以我不知道應從何說起。說實話我有點警惕。多年前,我曾以遊客身份到澳門遊覽,它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讓我感到很好奇﹐但同時亦被警告不要前往,但現在我還是決定出發了,這就是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