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敘事

廣受讚譽的加拿大作家鄧敏靈出席 第六屆澳門文學節, 談論她自己最新的小 說《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Wendi Song

鄧敏靈的慢聲細語與優雅鎮定和她的新作《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的風格大相徑庭。這本書令她與雋文不朽- 澳門文學節結緣, 並受邀作為嘉賓到訪澳門。這部小說講述了1960年代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西方古典音樂的一群音樂家的故事,書中亦有提及1989天安門事件的章節。

該書為她獲得了許多頗具權威的文學獎項,包括「加拿大文壇新星」, 入選2 0 1 6 曼布克獎短名單, 加拿大吉勒文學獎及總督文學獎。早在美國出版之前, 該書已經入選Andrew Carnegie 獎章小說長名單中的傑出虛構及非虛構類獎項。

鄧敏靈的其他作品包括2011年的短篇小說集《簡單食譜》, 2 0 0 6 年的《確然書》和2 0 1 1 年的《邊界的狗》, 後者曾入選柏林國際文學獎短名單及榮獲2 0 1 5 法蘭克福書展Liberaturpreis。

「一年之內我的父親離開了我們兩次。第一次,他結束自己的婚姻,第二次,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我十歲。」這本450頁的書以上述句子開頭,被《金融時報》譽為「無與倫比的⋯⋯鮮活的呼吸着的生命體。」

故事講述了一個中國大家族裏兩代人的命運─ ─ 父輩經歷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而子女則加入天安門廣場上抗爭的人群。故事的主人翁是兩位年輕的女性,Marie和A - M i n g 。通過他們之間的關係, M a r i e 努力試圖拼湊出她在現今的溫哥華的家族史, 在殘破家族史的片段中尋求答案。她孜孜不倦地挖掘着Kai這個角色、她的神秘父親、才華橫溢的鋼琴家, 及A - M i n g 的爸爸, 羞澀而聰明的作曲家Sparrow和小提琴家Zhuli是如何在政治運動中重建自己的藝術世界及自我,他們的命運又如何迴蕩在這些政治運動的後果之中。

M a r i e 和A i - M i n g 的關係「來自於我年輕時的一段關聯記憶,但是完全不同。那是個年輕的女性在溫哥華尋求庇護,我與她走得很近,」鄧敏靈解釋道,「那是一個女孩對於成年女性的愛慕和崇拜,而這樣的一種混雜着愛與安全感的感情,恰如M a r i e 失去她的父親時的經歷, 亦是M a r i e 仍然愛着父親的標誌,等待着給予某人,亦是她把這種愛投射到Ai-Ming身上的原因,她仍在悼念父親。」

故事將政治與個人探索精美地編織在一起,音樂在《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鄧敏靈並未受過音樂訓練,但是她說自己有着成為音樂家的「慾望」。如果讓她選擇會一種樂器的話,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小提琴!「我嚮往已久,特別是對於西方古典音樂,完全是因為我喜歡芭蕾。我也喜歡中國傳統舞蹈和傳統音樂, 但更喜歡芭蕾。」

十年之後重返澳門,鄧敏靈承認能和某種程度上與這本書的主題有着關聯的觀眾們一起討論這個故事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

「我一直期待來亞洲進行關於這本書的討論, 特別是香港和澳門。這本書與他們之間是如此的息息相關,它碰觸了一些人的個人經歷,」她說道。「在西方我都會強調中國的轉型是我們所有人的轉型,因為那裏的人們並非感同身受。但在這兒,所有人都深深地意識到中國轉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無論其政治鬥爭如何進行,都已然影響了我們的所有人。」

她同時驚訝於自己對於這件事的坦白, 即使是面對年輕觀眾時亦是如此。

「我的一些活動被安排進學校, 一場在大學, 另一場在國際學校,這兩場都時間緊張但是反響很好。這本小說描述的是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故事,而與年輕

人們談起這本書,我很訝異於自己直接。我以為自己會在處理這些敏感話題時會比在別處更加的小心謹慎,但實際上我並沒有改變自己談話的方式。那種對於可接受的感知令我更為直接,因為我其實更為擔心的是我講述事情的方式及對於這段複雜歷史的尊重,我明白對於一些人而言它是如何的身心相關。」

鄧敏靈於1 9 7 4 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 父親是馬來西亞華裔,母親是香港人,也因此移民問題總在她的作品中有所體現,儘管並非總是顯而易見。

「可能我的所有書裏都有提及, 不同方式而已。我出生於加拿大, 所以並非移民, 但是我是移民的孩子,我的兄弟姐妹也是移民。我母親在剛到加拿大的時候懷上了我,所以於我而言,在歸屬和不歸屬之間總有波動,或是對某種事物的翻譯——不是翻譯語言,而是把一個家庭的個體經歷翻譯給公眾世界和文化;那就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鄧敏靈回憶道。

除了自己的個人經驗之外, 這本書的另外一個靈感則來自於另一個亞洲中貧窮而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柬埔寨。

「最初是因為我在寫那本關於柬埔寨的書( 《邊界的狗》)時還有許多遺留問題未得到解答,」那本書是關於柬埔寨紅色高棉給普通人帶來的滅頂之災。那件事和天安門事件都發生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感覺那些歷史的後果始終在持續的影響着個體生命和現有軌迹。」

「我在那個地方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真得因為很多不同的方式而喜歡上哪裏。那是個你可以輕易觸碰的地方,但卻又那麼的複雜;很多事情以一種形態於表面呈現,但表面之下又有很多層次,這個地方有許多的複雜性環繞着我和我的個人歷史,儘管完全不同,但由於某種原因我可以完全的以這種方式進入柬埔寨的歷史,這是我在其他地方都沒有感受到的。」

「柬埔寨是第一個令我感受到歷史的栩栩如生及綿延不息的地方。我完全是個局外人,但是那裏令我覺得所有的政府都有牽涉其中。這些絕對與那些政治干涉、代理戰爭,我們完全無知於對此要付出何種代價。」對於柬埔寨的深入了解令鄧敏靈思索了很多問題。

「在寫完關於紅色高棉的那本書後我的許多關於革命的問題未獲解答。同時還有許多關於我們所相信或者我們希望相信及我們想要一個如何公正的社會的疑問縈繞於心。以及我們是如何被一個純粹的目的所驅使,而這目的卻又來自於暴力的理由。」

「善良與暴力的循環, 這是個得不到解答的疑問。正是它引導着我回到中國,自1989年開始,同時認真審視那場學生運動的複雜性,及隱藏於運動之下的由上一代而帶來的因果關聯。」

而有關於鄰居美國最近的選舉,鄧敏靈表示當前政治氣候令人沉思。

「我們正在歷經艱難的時刻,事情很棘手。我覺得小說中的一些政治問題正在發生於當下,從公開羞辱到公開承認的那些搬弄權術,不僅發生在我所住在的西方,同時也正在中國繼續。」

「那種敵人來自於內部的概念,那種敵人就在國內,你的同胞和鄰居之中存在着威脅社會的人,這種想法再次出現,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種想法一樣──對於革命的最大威脅來自於社會內部的隱藏着的元素,而他們必須被揭開。」

「這本書並不具有時效性。只是政治上的那種裂縫再次出現,並與此時一同出現,但是他們其實一直都在那裏,有時並沒有那麼明顯,卻在另外一些時刻、以及當下卻十分的顯而易見,並且到了訴求清洗社會上的某些元素被合法化的時刻。」

而有關於其背後的崮中原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鄧敏靈闡述了她自己的見解。

「我覺得,部分尚未解決的政治不公正繼續在這個世界上發酵。另一方面是巨大的經濟轉型。大國之間的交替正在進行,經濟衰退正發生在長期繁榮的地方。這令人驚慌,導致了巨大的恐懼和感慨,焦慮蔓延。」鄧敏靈並非僅僅將其放在西方角度看。

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國經歷了劇烈的變化,速度之快世界上令世界上其他的人難以想象僅僅在一至兩代人之間經歷了甚麼。有很多尚未消解的悲傷,關於國家何去何從的疑問,許多地方上出現的小型抗議活動尤其是與土地有關的酒瘋,這些僅僅是表面上的浮光掠影。

「某種程度上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但是每個國家確實有一個壓力要為民眾和社會提供一個平等的生活水準,於一些國家而言是提高了生活標準,而於另一些則是降低了。」

過去五年間,鄧敏靈來來去去的花了相當一段時間待在中國,但自去年夏天該書出版之後便沒有再回去過。

「我喜歡那裏,儘管有些時候我會感到沮喪或憤怒,甚至有時它給我帶來巨大的痛苦。它是如此持續不斷的刺激,又是如此的包容。這是個巨大的國家,人口眾多,經濟差距巨大,幅員遼闊,所有這些地區、語言及其各自與過去的關係都極其複雜。它會不斷地讓你質疑及思考。」

這個廣闊龐雜的國度反映在她的敘事範圍之中──《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一共花了五年時間才完成──作者自己也承認是一個挑戰。

「大部分的時間你只能管中窺豹,所以必須得耐心的再多了解一點,直到弄清楚如何把這些所見所聞融合進你的小說裏。」

鄧敏靈的下一本書,可能會將其帶往另一條路徑上。「有些東西我很想寫,但還未知從何下手。是關於親密。一直以來我都在書寫與沉重歷史相關的故事,儘管柬埔寨的那本書不算史詩作品,但那本書無論是在材料還是前期調研,甚至僅僅了解相關知識就已經花了很長時間。我的新書會是不同的,我仍在想用甚麼語言書寫比較合適。它還是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政治性,但更多將側重於女性主義和兩性關係,而並非僅僅是某國國家的政治叙述。」

「我對於這本書究竟會是怎樣充滿着興趣,它將更為個人化,而我還不確定其是否將會更加具有普世性。我對此還有點擔心。」

由這樣一位擅長敘事的女性寫出來的故事, 肯定不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