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被遺忘的詩人

Tanja Wessels & Brook Yang
ILLUSTRATION Rui Rasquinho
葡萄牙詩人卡梅洛·庇山耶 (Camilo Pessanha) 曾在澳門生活直至離世。90年後,這裏少有人還記得他

十年前,居住在澳門最著名的20世紀葡萄牙詩人卡梅洛.庇山耶與世長辭。如今,這位給後世留下詩集『漏鐘 (Clepsidra)』的作家留存在澳門的記憶僅剩一座塑像和一條以他命名的「庇山耶街」。對於庇山耶在這座他曾生活過32年的城市中的銷聲匿跡,學者們有着幾種解釋,即是:葡國文學在澳門本來就屬「少數民族」,更不必說他的作品是詩歌,而且其風格是象徵主義。

根據澳門理工學院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主任Carlos André 的解釋,庇山耶是一個「中國社會」中的「葡國詩人」。

「澳門有60萬居民,其中2萬人說葡語,只有大約四千人是來自葡國的葡萄牙人。這些人中又有多少人會讀詩歌呢?」這位教授反問道。

「庇山耶並非正統的詩人,恰恰相反,他不僅在當時是處於邊緣的詩人,直到今天也是這樣。即使從文學的角度講,他也是代表象徵主義運動的少數一員。」

不僅他的象徵主義風格「對他不利」,這種流派更被當做一種「古怪的文學」而「未能長久」。此外,庇山耶也不是「特別多產」,以致鮮有後人會記得他。

不過,庇山耶卻是「葡萄牙文學在澳門的最著名人物」。他在西洋墳場的墳墓並不易被認出,這使得 Carlos André 直言「詫異」。

André並不認為這是由庇山耶對澳門的批判態度所致,儘管他將澳門描述為「一個充滿嗤笑、八卦、愚昧的環境」。

「在他所處的時代那樣或許會被區別對待,但今天已經沒人再記得那些,」 André 說道。

澳門大學葡語系的主任 Fernanda Gil Costa 也對此有同感,她指出,「詩人與他們同時代人之間的關係通常不會在未來明確地產生共鳴。」

對這位學者來說,庇山耶在當代的缺席更多還是歸於「他在澳門屬於語言上的少數族裔這一簡單的原因」。另外也因為他是個「沉默的人物」,將自己鐫刻進「一場頗為精英主義的詩歌運動」。

曾於1989至1992年間任職澳門文化司署署長的建築師馬若龍解釋說,以前曾有幾個紀念庇山耶的設想被提出過,包括建立一個詩歌之屋和博物館;但因當時忙於應對中葡之間即將交接澳門主權,有很多其他事宜需要處理。

「當時我們甚至沒有一座文化中心,沒有藝術博物館;我們正忙着開拓創新,要鞏固國際音樂節、啟動藝術節,還要準備建立一個公共圖書館網絡,」他解釋道。

不過,有一個項目得以繼續:在瘋堂街巷建立一個土生葡人之家博物館。這個還有待政府批准和資助的項目,計劃重建一座19世紀末期的傳統屋宇,並闢出一個專區紀念庇山耶。

「裏面將展示手稿、相片、卡梅洛.庇山耶的署名,以及一個媒體室來再現庇山耶吟誦自己的詩作的聲音,」馬若龍描述道。

 

 一座中文墓碑成為他最後的家

 

歷年來很多人參觀過卡梅洛.庇山耶在澳門的墳墓,那是一個以中文題寫的不顯眼墓碑,夾在西洋墳場一座座華麗的墳墓之間。

「沒有一位詩人或作家不曾問起過卡梅洛.庇山耶;當有文壇中人來到這裏,我們會帶他們去看(那座墓),」學者 Luís Sá Cunha 講起一個由知識分子和庇山耶發燒友組成的團體時回憶道。

今天 Sá Cunha 仍能熟記通往這位詩人最終長眠地點的道路,他當時已提出了自己和很多人的擔憂:這座墳墓難以找到。庇山耶不起眼的墳墓位於墳場的一端,只能通過一張小小的相片認出;照片中的他還一臉黑色絡腮鬍子。

他的墓坐落於三排墳墓之間,中間沒有小道分隔,來訪者需要爬上周圍的岩石再能離近細看。墓碑上只有第一句刻字清晰可辨,寫着「致故去的詩人」,落款為「您的兒子 J.M.P」—— 是同樣埋於此處的詩人之子 João Manuel Pessanha。

早在1990年代,Luís Sá Cunha 曾提出建一個新墓地的方案,但需要得到政府的授權。時間飛逝,這個「有四根柱子和蓋面的簡單設計」卻一直沒得到批准。

「我堅持提出了兩三次後意識到這個方案無法實現,」他說道,「之後是澳門回歸,好似一道墻被豎起。」他還記得那個時候葡萄牙人特別地忙碌,他們憂心未來,以致那個設想被忽視。

 

不為人知的高祖父

 

詩人去世後的九十年後,他的曾孫女和兩個玄孫只依稀記得一些關於這個「寫過一些東西」的人的故事,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來。

「我母親講過他吸食鴉片的事情,還有他是一個共濟會會員,」 詩人的曾孫女 Ana Jorge 談起和她從無一面之緣的詩人時道。「當她告訴我他是個詩人時,我大約十五六歲。這個事實沒怎麼引起我的注意。」

Ana Jorge 脆弱的記憶從她的孩子Filomeno 和 Victor那裏得到了補充。這兩個庇山耶的玄孫也曾聽他們已故的祖母Maria Rosa dos Remédios do Espírito Santo 談起過庇山耶。1926年3月1日當卡梅洛.庇山耶過世時, Maria 12歲。

「卡梅洛.庇山耶從我祖母7歲到12歲間曾在金錢上支持她。他不太喜歡自己的兒子João Manuel,說他不作為。João Manuel 常出門在外,所以是庇山耶撫養了我的祖母,」66歲的Victor Jorge回憶道。他手拿一張 João Manuel Pessanha 身穿官方商船制服的相片,談起這對父子間不易相處的關係。

所有證據顯示João Manuel 是庇山耶和一位華人姨太太的孩子。儘管是他唯一一個兩廂情願承認的孩子,父子倆的關係卻很冷漠。João Manuel 於1896年出生時以父母不詳的身份受洗。直到1900年庇山耶才承認他,卻在遺囑中將大部分財產留給自己新任伴侶Kuoc Ngan Yeng(又名「銀鷹」)而非這個兒子。

庇山耶的後代們從與祖母的談話中才得知,自己是一位在文學史上留名之人的後裔。

「當我們在翻看一些舊物和舊照片時才提起他,」Victor 回憶道。「外婆,這個拄着拐棍一臉鬍子的人是誰?」他們問道。「這是你們的曾曾祖父,」她答道,隨即講起他的故事。

「她說卡梅洛.庇山耶是個律師,有華人小妾,還學會寫中文。之後他成為一名法官,」 Victor 回憶道,估計自己得知此時是20歲左右的年紀。

也是個作家?「對,她知道他曾是詩人。他也在政府擔任過官職,並擁有很多古董,」 Victor 說。

Filomeno記得自己知道有這位祖先的時候是30多歲,當時 Maria正接受一名記者採訪。「外祖母談起他,但談得不多。她說他是個好人,寫了一些東西,而且跟很多人關係不錯,包括葡人、華人和土生葡人。」

其實在驚訝中發現這層血緣關係之前,Victor 和 Filomeno 對卡梅洛.庇山耶已很熟悉:作為舊版百元澳門鈔上印着的人物,「他那張滿是鬍子的臉」每天都在人們手上傳遞。

現年近83歲的Ana Jorge 和她得孩子們在各方面都是土生葡人:他們的面部透出葡華混血的特征,還有口音、雙語和表達方式。

也許是因為時空相隔遙遠,這個說葡語、中文和土生方言的第四代家庭已遠離詩人的作品,家裏連一本庇山耶最著名的作品『漏鐘』也沒有。

「我只有大致翻閱過那些詩作,」 Victor 道。

現年59歲的Tuna Macanese 樂團成員 Filomeno 說,自己聽了祖母的講述後去讀了一些詩作。他曾想過將庇山耶的作品做成音樂,但這些韻文實在太長,而他也不願把原文截短。

「我用葡語和方言寫了很多歌曲。我沒學過音樂,但我是個音樂人,」他說道自己的藝術細胞,「我想這是遺傳自他。」

 

保守城市裏的超脫詩人

 

當在澳門提起卡梅洛.庇山耶的話題,很難講哪些是真實哪些是傳說。有的人記憶中的他和藹可親、充滿異國情調,並超前於時代;也有的記得他尖酸刻薄、常出現幻覺,並對鴉片上癮。

「我從小聽父親講卡梅洛.庇山耶的故事。他有一個非常奇特、有個性的性格,」 António Conceição Júnior 回憶起父親——曾是庇山耶在澳門利宵中學的學生—— Antonio Maria da Conceição 的描述。

「在社交上他非常奇特。但如果把他和(其他著名葡國作家)Camões、Fernão Mendes Pinto、、Mário de Sá Carneiro、或是Fernando Pessoa 相比,我不認為他們中的任何一位低俗,」他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評論道。

在當時的澳門有一個共識在書籍中流傳,說一個非同尋常的男人經常處於幻覺狀態。

Danilo Barreiros 在『 The Testament of Camilo Pessanha 』一書中描寫他為,「瘦削、骯髒、鬍鬚林立,頭髮黏在額頭上,半裸躺在床上,對着一盞水晶燈的黃色火焰從一根長長的煙管中放縰享受地吸着氣,在昏暗的牆上影射出一個醜陋的影子,伴着一個煙鬼催眠式的表達。」

对Conceição Júnior 来说,這類形象(至少部分)是由20世紀早期澳門的保守眼光造成的。

「這裏是個小村莊,今天仍然是這樣,但在那時尤甚。」他道。

庇山耶「非常心煩意亂」,也「有他的逃避」。「鴉片在當時挺普遍的,也不是一種罪惡。有些事情是怪異,但並非不正常,只是超出了常規。可以說卡梅洛是個異於傳統的人,」 他辯解道,也補充說確實有些時候庇山耶會赤身裸體、裹着一張床單接待客人,不過這個細節被他看作「一則軼事」且並不重要。

事實上,這些行為「在澳門引起了一些不適」,城裏「僅有少數人」知道他寫作一事。

引起不適的不僅是態山耶的怪癖,還有他對澳門的尖刻批判。在他口中,澳門是一個「倒退、八卦、粗鄙、各方面令人鬱悶的」地方。

儘管在後世的記憶中,庇山耶的形象是一位詩人,他在自己的人生中更為人知的角色是老師,也是一位律師、法官,及物業登記局局長。

然而,他不僅因個人行為受到批評,也被指有失職業水準。根據一份葡萄牙國立圖書館的年鑒,1904年,有兩個律師他指控他「在司法職責方面的表現混亂無章,在演藝學院的記錄一事上疏忽失職,在工作中缺席,以及貪腐」。

在澳門生活的1894至1926年間,庇山耶也對中國文學和語言、收藏古董展現出興趣。他和土生葡人知識分子 José Vicente Jorge 成為朋友。後者培養了他對中國詩歌的熱愛,並被他敬為老師。

「和大多數來到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同,庇山耶一來到這裏就開始學習中文,並以此為樂,」 José Vicente Jorge 的外孫 Pedro Barreiros 回憶道。

自1895年起學習中文的庇山耶在 Vicente Jorge 的支持下於1914年翻譯了八篇輓歌。Barreiros 憶述說,這位詩人和他祖父之間的友情是基於「極大欽佩、相互尊重,分享許多想法、品味和共同活動之上。例如法律、語言、中國詩歌及藝術等,當然還有共濟會。」

庇山耶給José Vicente Jorge 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流傳給他的子孫後代。

「我的外祖父和阿姨  Amália 曾到我家和我父母住在一處,他們使這位詩人的存在在我家成為永久。自幼年起我就被『包裹』在他詩作的音樂中;16歲那年我為他畫了第一幅肖像,那幅畫被我母親剪貼到她擁有的『漏鐘』一書上,」 Barreiros 回憶道。

在這段友誼中,庇山耶甚至幫助 José Vicente Jorge 的女兒Amália赴葡萄牙學習,這對當時的女子來說是不尋常的一件事。

在一封寫給 Ana de Castro Osório 的信中,庇山耶親切地稱 Amália 為「小女孩」,說她「不同於這群烏合之眾,是真正急欲接受教導。」而 Amália 也是這位詩人在1926年3月2日葬禮上唯一一位帶鮮花前來的人。

多年後的今天,Barreiros 已是一位研究庇山耶的專家,他還保留有詩人的手稿。「我一直深深喜愛他的詩歌,他的作品全都同樣完美,這在別的地方我很少見到。那些從我的母親、祖父和叔叔們口中得知的故事,令我艷羨他們曾有他這樣一位老師。」